清洁工摄影师雷福胜 按下快门风雨歇

雷福胜的正职是清洁工，他也是业余摄影师，得过国内摄影比赛奖项。正是因为他的摄影作品，引起本地中英文媒体与网络对他的关注。高龄80的雷福胜其实还在生活的风口浪尖，不幸的家事并没有把他拖垮，心比身坚的他，甚至拒绝领取生活津贴，坚持自力更生。他几乎是按下快门，就可以释放任何压力。或许对他来说，再大的风雨，也只是瞬间。

80岁的雷福胜健康、开朗、谦虚。

他常自嘲，一方面是自信不足，一方面是他生性爱开玩笑。

他注意形象，西装裤右后侧口袋总放着梳子，下班的时候，换好衣衫，仍不忘在镜子前梳梳头。

雷福胜健谈，谈笑间却很固执，有些事情他不妥协，比如他不让我上他家去，说是还没到门口我就会晕倒。

他说他家很乱。

他不想别人看见他家的乱。更别说要拍他工作时的模样。

我们在他家楼下见面，听说要拍摄，落下一句“你等我进去电梯，出来就不一样”，转身按开升降机，钻进去，不是上楼更衣，而是把衣服塞得妥妥帖帖，走出来满脸堆笑，我说：“原来你是超人。”

谁说他不是呢？

雷福胜如今每周一至五下午都骑着电单车从碧山到大巴窑的新加坡报业中心。他在报馆当了15年清洁工，是年纪最大的清洁工，每天在厕所里忙上忙下。他有三个儿子，二儿子20年前意外受伤，不良于行，没办法工作，父子俩住在一起。他的妻子也行动不便，如今住在疗养院。雷福胜要照顾儿子，更坚持不拿政府津贴，自给自足，也许这造就他硬朗的身体，但不得不说，他的精神更是坚毅。

工作的时候，不少报馆同事见到他都会和他攀谈几句，大多猜不出他已80高龄，知道他爱摄影的就更少。

雷福胜也认识几名报社资深摄影记者，现在还在职的一两人也同他一起拍过照，算是伙伴，2008年他们一起参加旅游局举办的摄影比赛，还包办了几个奖项。不过迟至去年，当时也在报馆工作的摄影师徐伏刚才“发现”雷福胜是个得过奖的业余摄影，借作品一看，惊为天人，才有后来中英文报纸对他的采访，网上的热传。来临2月，本地摄影社Objectifs将为雷福胜主办他生平的第一次个人摄影展。

雷福胜没自信，一直说他讲得不好，但事实上他说话条理清晰，举止斯文，有点害羞。

也许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能够让读者“听见”雷福胜真正的声音，因此这篇报道就让他亲自讲述自己的人间故事。

“小姓雷，叫福胜。1937年，4号，2月，在新加坡出生，当时好像要到农历新年了。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爸爸是裁缝，有个日本军警送他一块布。后来我爸爸给一个军官抓到，问布从哪来，我爸爸就带他去找那军警，还好他在，我爸爸才被放出来，不然就完蛋了。那时候日本不是跟你玩的。

“我家兄弟姐妹六个，我排行第三。那时候我哥哥去日本人开的学校读书，他们给你面吃，很难吃的；他们也给你面包，那种面包，丢过去玻璃也会破的。我才五六岁，大概开始懂事。

“我们住在芽笼，沈氏道那里的两层楼板屋，现在还看得到一些。靠近林有福住的地方，以前他的儿子和我们一起玩耍的，后来林有福选不到，一家人统统跑了。

“我上课是‘老牙’的，对读书没兴趣，那时候读到九号就很厉害了。哥哥姐姐出来做工，我也出来做，当学徒修车，一直修车到退休。最初在F&N汽水厂那里修车，靠近大世界，现在都没有了。

“我1957年开始摄影。以前我看人家的相片，风景很美，很喜欢，我也学着拍。真正是我哥哥拍起的，他买了一台Rolleiflex相机，拍了几个月，就让我接手。他在货仓工作，很忙，星期六日都要做。我修车，星期六日还可以拍。

“我哥哥教我一些，其他我自己学。出去拍照时遇到朋友，一起加入东南亚摄影协会。当年有个摄影师关山海，你知道吗，很厉害的。我们跟他出去拍。他每次拍照前，早上都去大东，吃东西喝茶，然后说，慢慢来，慢慢来。还有一位前辈陆露康有帮助过我。

雷福胜最广为人称道的一张照片，是他于1961年拍摄的《潮州巴刹》。潮州巴刹位于克拉码头，早期当地潮州人云集，现在克拉码头已是旅游胜地，完全改头换面了。这张黑白照里，晨光从巴刹穹顶天窗散射，照亮鱼贩、鱼和蒸汽，50几年后看，画面依旧鲜活，保留了珍贵的新加坡人共同记忆。

雷福胜说，当时就是陆露康倡议他们几个人一起去拍的。他们选在四五月，每天清早六点就去等，只为拍一张有意境的照片。陆露康告诉他们，摊位上鱼儿的血水和冰花，在晨光下蒸散，造就那迷蒙之美。雷福胜很感谢前辈当年慷慨分享，如今也很怀念同好间互相切磋交流，帮助彼此进步的日子。

去年这张照片在媒体上曝光，来自法国的57岁工程师Nicolas Genty通过《海峡时报》向雷福胜买下照片。这是雷福胜第一次售出自己的作品。500元，不算多，雷福胜的朋友都劝他开价高一点，但他自己很不好意思。热心的Genty也积极为雷福胜寻找机构办展，最终联系上Objectifs负责人蔡永盛，他们一拍即合，着手整理雷福胜作品，策划雷福胜个展：“Passing Time”（消逝的时光），届时将展出约40幅作品。

《潮州巴刹》更早前收录在1965年日本国际摄影沙龙（The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ic Salon of Japan）的特辑里。特辑里还收录了雷福胜另一幅作品，一张印度小男孩的照片，取名《微笑》。印度小孩是雷福胜早期很喜欢拍摄的对象。他喜欢他们的质朴、活泼，一直感叹现在拍不出这种味道了。

“当时我们就约几个人出去拍照，最常去找甘榜，比如红山的红砖瓦那里，拍印度小孩。现在很难拍了，现在的孩子穿得好好的怎样拍？以前的小孩都光着身子。他们的活泼不一样。现在的孩子很宝贵，你一拍，他的妈妈就过来阻止。以前我们叫那些孩子过来，给他们钱，给两三毛就可以拍了。他们特别喜欢，知道我们来，一大班就出来。我那时候的工钱，一个礼拜差不多21块，所以一两毛钱就很厉害了。

“那时候赚的钱不多，买了菲林没有钱冲洗，一卷三块多，这样消耗很厉害。我都在芽笼的美术相馆（Art Studio）买东西。老板说：‘你这样丢钱，不如跟我拍结婚照，可以补贴。’那时我20多岁，开始拍户外结婚照，一直拍到80年代末。跟三四家相馆合作，经由他们介绍。有一次我拍双胞胎姐妹的婚礼，根本分不清，两个人一模一样的。我还拍过新人当天就离婚的，不过还是有收到工钱，也把照片洗给他们。我什么都拍，死人照也拍。你有‘pantang’（避忌）吗？有一位律师的父亲过世，请我拍丧礼，从拜神、宾客吃东西、抬棺材到出殡，拍到完。我记得他们要我拍抬棺，我拿起相机，只拍一张，根本不敢看。这种事谁也‘pantang’。不过要赚钱嘛。那时我还在修车，有时就拿假期去拍照。早期一场婚礼，一天120块，后来最高涨到280。 

“现在想起来，我见过一个缠小脚的老太太，她过来帮新娘梳头。我竟然没有拍下来，那画面多么美。唉，有时候没想到，多少会有遗憾，当时整天只想着拍结婚照，没有想到自己要。

雷福胜的故事2016年7月首次在《联合早报》刊登，当时我邀请他与年轻摄影师李培炀做了一场两代人对谈，作为《艺苑》改版新系列的第一篇特制内容。接着《商业时报》《海峡时报》也刊载了他的故事与相片。

后来《海峡时报》、尼康（Nikon）与热心读者给他献上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台尼康D7200相机，以及1750元善款。雷福胜拿到礼物不知所措，与儿子讨论后，决定把善款捐给他太太所在的疗养院。

以雷福胜现在的家庭情况，他应该能申请到一些政府津贴，但他不愿意这么做。

他不想求助于人。

62岁退休后，雷福胜说他在家翘了两年二郎腿，毫无收入，坐吃山空，只好继续工作。

当了15年清洁工，现在月入600元，雷福胜笑说，都养不活自己。妻子住在疗养院四五年了，每个月接受津贴后的费用正好600元。

“辛苦一定辛苦，不辛苦没有钱赚。哎呀，这是没办法的，叫你给我Toto号码你又不给。其实我很少买Toto，四个字都不中，还想中Toto？还是不要给它这么多钱吧。工作最重要是你自己要负责，如果你乱做，到处肮肮脏脏，被投诉，就完蛋。

“我暂时不想去申请福利金，很多人叫我去，但我觉得现在我可以。我不要。有的人很惨，给他们先，我们等到不可以了再申请。要给人家机会。我们是惨，但还不至于……先给人家。

“做工做到没有力气，我就回家睡觉。

雷福胜摄影60年，见证了新加坡的历史变迁。

昔日的独立桥是他最爱的摄影地点。年轻时他每天骑脚踏车从芽笼到金声路一带的F&N工厂上班，天气好的话，他会刻意经过，每天背着相机，热情不减。他曾拍摄19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罢工，发生火患时他也会带上相机前往现场。他说，警察看他带着相机进进出出不像小偷，也就没有阻止。

雷福胜从最早的Rolleiflex相机，到尼康F90x，使用的都是菲林。1990年代尼康推出数码相机D70，听说不必菲林能省好多钱，雷福胜二话不说马上换了一台。不过他自称“老古董”，到现在还不懂该如何设定，只好托人设定好才外出摄影，因此他绝不让别人碰他的相机。

雷福胜总埋怨说现在没什么好拍的了。不是说现在的人情风景不好看了，而是限制太多。他喜欢人多的地方，喜欢节庆，拍一些人们不大注重的东西，一些有趣的，奇奇怪怪的事物，他形容就像“candid camera”（快拍实镜）。

如今国庆日、妆艺大游行各种活动，保安森严，一般人难以接近，他只能大吐苦水。既然这样，为什么他还坚持摄影？

雷福胜说：“拍到一张好相片，多么happy，整天不用吃饭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