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林少彬（本地二战文史研究者）
二战期间，日本从军画家画下战火中的新加坡，为日本皇军提振士气，也为当时的战况记下一笔，但这些画其实是有争议的。
到日本的购物网站，输入日文“新加坡明信片”，就会找到一张题为《新加坡英军的降伏 宫本三郎笔》的明信片，大多数是新货，卖价介于800至1000日元（即10至13新元）之间，大约是在日本吃个简便午餐的价钱。
这不是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后，在日本出版的明信片吗？怎么在7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这么多？而且还卖得那么便宜？谁是宫本三郎？
搜一搜日本的维基百科，宫本三郎原来是一名大画家，1940年受日本陆军“嘱托”到中国当“从军画家”，成名作是他在1942年画的《山下接见白思华司令投降图》。
那么，什么是从军画家呢？
原来，在欧美开始使用明信片后不久，日本人就爱上这种用一张小纸片，上头只写几个字的“简讯”。在日俄战争时期（1904－1905），配上生动的日本画，提升皇军的正面形象，深受日本人民喜爱，在不到两年的战争中，据说一共邮递了4亿5000万张免付邮资的军用明信片。著名画家有小早川秋声、武藤夜舟等。
用画作鼓舞士气
1937年卢沟桥事件之后，中日战争全面展开，日军深陷泥潭，急需“全国人民总动员”。1938年成立“大日本陆军从军画家协会”，一群画家，一举成名，类似画会，雨后春笋，竞相献艺。
1940年左右，皇军改变“洗脑”策略，采用充满视觉效果，富有震撼力和临场感的西方巨型油画取代传统的日本画，一方面用来提高前线士气，鼓舞伤残，另一方面用来说服后方妇女老幼，不断地捐钱给政府造战车买军火，更重要的是用来安慰在乡下的遗孀孤儿，继续提供年青壮丁，告别兄弟乡亲，送上前线……
据估计，日本陆军和海军的从军画家超过200名，他们的领头羊就是著名的滕田嗣治（Tsuguharu Fujita，1886－1968，战后遭艺术界谴责为“战犯画家”，移民归化法国，改叫Leonard Foujita）。滕田的最佳搭档就是宫本三郎（Saburo Miyamoto，1905－1974）。
新加坡沦陷后，华侨大检证结束后的5月，他们俩带领几位从军画家，乘专机来到昭南岛，藤田画了一幅巨作，宽3米，高1.48米的《新加坡的末日——武吉知马》，描绘了几名带伤的皇军在武吉知马山头，遥遥看着新加坡市区冒出滚滚浓烟，沦陷了……
这幅巨作，还被特制成少见的双连明信片，免费分发给各地的士兵写家书。（背面是两张明信片的格式，可以连写两页，也可以把它撕成两张分开邮寄）。
他还画了另一幅彩色油画《武吉知马的夜战》，宽1.615米，高1.305米。歌颂2月11日夜晚，日军在武吉知马一带屡攻不下的奋战情景。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因为山下奉文事先向日本老板约好要攻下新加坡来庆贺日本国庆！（但山下的美梦被英军粉碎了）。
藤田的副将宫本在还没上飞机之前的3月，就被皇军指使画了一幅长型卷画，送给靖国神社用来祭祀战死的“军神”。
原来（1942年）4月25日是日本举行“昭和17年春季大祭”，日本天皇会率领满朝文武亲临参拜的日子。由于日本是在1941年的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因此1942年4月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的首个大祭，特别隆重，主要对象就是丧命于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尼战场上的皇军将士！
这幅由宫本三郎执笔的横幅《海军作战飞机猛轰新加坡》，描述的是日军在1942年1月13日轰炸新加坡市区的情景。画的中间有一架被日军击中起火燃烧的英军战机和已经跳伞逃命的飞行员等。
成名作的“夸大效果”
宫本来到新加坡，“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特地坐下来让宫本画他的虎威。过后，陆军美术协会把它刊登在1942年9月的《南方画信》杂志封面。
当然，也就在昭南岛上，宫本勾画出了他的成名作《山下接见白思华司令投降图》（宽2.255米，高1.807米）。
他在画中两处使用了“夸大效果”。第一，他加宽加长会议室和谈判桌，实际上，桌子左右两边的空间站不了三排成人，然而画中的山下身后“人多势大”。加宽后的桌面，拉开了两人的距离。焦点又安排在山下的正右前上方，突显山下在上，白思华在下的形势。第二，他加插了两面英军的投降旗，这在当天各国发布的新闻照片里是不存在的。画中尤其夸大了白旗的面积。
从英军投降后的第二天（2月16日）开始，西方世界的通讯社都失去了新加坡的消息，别说是照片，就连几个字也没有。同样的，新加坡也失去了和全世界的联络，变成孤岛。只有皇军、皇军记者和被派来的从军画家，留下当时的珍贵影像。
宫本三郎的《加冷机场的敌军残骸》，清水登之（Toshi Shimizu，1887－1945）的《昭南三巴旺附近的敌机》，这两幅水彩画告诉了我们一个惨痛的事实，那就是在战争中一旦失去控制权，这就是下场。
曾被英军顽强抵抗了一两天的几处“激战地”，当然也是要大大宣传的画题。武吉知马三叉路，就是日军恨之入骨的地方之一，宫本为此留下了一幅水彩素描。
皇军替山河易名
擅画山水的桥本关雪（Kansetsu Hashimoto，1883－1945）在1943年5月出版的《翱翔南方》画册里，有一幅名为《从柔佛王宫遥望》的横幅，画中昭南岛上的两座山丘分别被日军改名为“万代山”与“武山威”，即万里山和武吉知马山也！
另外，皇军还把清水登之带到国泰戏院屋顶，那是当年新加坡最高的建筑物，让他遥望西北方向的“筑紫山”，即武吉巴督山！当时山顶上一群英军战俘，正在烈日下赶工搭建一座慰灵塔，用来安慰战死在新马战场的皇军。
以藤田为首的200名从军画家，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作品，皇军每年举办各种战争美术展，朝日新闻社积极配合宣传，美展地点除了国家美术馆之外，还有上流太太出没的高岛屋、三越百货。1942年的战争美展总参观人数达385万余人次。
从战争画展史料中，我发现了一座与新加坡有关的得奖雕塑《武吉知马战迹纪念碑》，出现在1944年3月的陆军美术展中。作者是雕刻家笠置季男（Sueo Kasagi，1901－1967）。Unknown Object
美军没收战争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美军为首的盟军进驻日本，统治日本7年。这期间，美军发现了一大批战争画，结果其中153幅被没收并运到华盛顿。经过日本一群有心人的努力，在1970年以“无限期借贷”为条件，运回日本，交由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保管。近来，每隔三个月就会拿三四幅出来公开展览。日本美术界还常常为画家祖先们摇旗奏乐，吹起“从军画家无罪论”。
在二战的年代，日本早就拥有最先进的彩色摄影和影片技术。他们为何不用这些最新科技，也不用传统日本画，转而采用西洋油画的绘画技术来为日本人民洗脑？
历史证明，他们“大功告成”！因为时至今日，日本人民仍然爱戴那些画家，没人追问画家的动机，战争的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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