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体捐肝—— 把祝福交给下一代

多年前已签字同意在往生后捐出器官的林国成,考虑到自己将来可能患病吃药而影响肝功能,倒不如趁健康时捐出,去年决定成为活体捐肝者。今年成功配对后,他义无反顾,“既然找到配对了,就不要让人希望落空。”

对于那些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而言,以望穿秋水形容他们的心情相信再贴切不过了。

林思嘉(16岁,学生)今年3月接受肝脏移植手术前,等待合适的肝脏已有近四年。

她在8岁那年被诊断患上糖原贮积病(Glycogen Storage Disease),是指肝脏缺乏可分解糖原的天然酵素,导致身体无法制造足够的葡萄糖。这种遗传疾病非常罕见,每10万人中仅有一人发病。

为了维持正常的血糖水平,林思嘉过去每晚睡觉前必须喝未煮熟的淀粉,但长期累积在体内的糖原会导致肝脏产生肿瘤,甚至发生癌变。

到了12岁,她的肝脏已长出一些良性肿瘤,因此医生希望能在她的青春期结束前,替她找到合适的肝脏进行移殖。

手术三个月后才见面

林思嘉的18岁哥哥曾患有一样的疾病,去年获得他人死后捐赠的肝脏。医院在今年初终于捎来好消息,林思嘉没想过这份难得的礼物是来自一名活体捐赠者。

她受访时说:“我后来知道是林国成先生后非常惊讶,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他却愿意捐出六成的肝脏给我,他的勇气实在令人敬佩。”

林国成(54岁,保安主管)和林思嘉在手术三个月后见面。林思嘉那天将自己和妈妈亲手折的一大罐纸鹤,以及一张卡片送给林国成,而林国成不时会拿出卡片和亲友分享捐赠器官所带来的喜悦。

林国成大爱无私的决定其实蕴含着多年的期盼。他早在1987年就签署器官捐赠同意书,死后要遗爱人间。但是随着年岁增加,他担心自己可能患病吃药而影响肝功能,倒不如趁肝脏还健康时捐出。

捐肝手术最好在55岁前进行,林国成不作他想,去年表明愿意成为活体捐肝者。到上手术台前,纵使有约15个月的时间考虑,他没有过一丝动摇,也从不把可能出现的后遗症放在心上。

家人渐被说服

接受一轮又一轮的评估和配对测试期间,他还曾积极询问亲友,并通过报章报道寻找需要肝脏移植的人。“最终没有找到,我就想,干脆交由医疗团队找出最合适的病患。”

这个决定让林国成成为首名没有指定任何器官移殖对象的捐赠者。收到国大医院器官移殖中心通知的那一刻,他第一个念头是:“终于有人要我的肝脏了!”

不久,他和移植道德委员会进行面谈,对方形容捐赠器官像攀登珠穆朗玛峰那么困难,问他是否真的做好心理准备了。他当时直言:“既然找到配对了,就不要让人希望落空。”他简短坚定的答复马上说服委员会。

不过,林国成的决定并非一开始就获得家人的支持,尤其是他的一名兄长。林国成说:“直到手术完成后,我才渐渐说服哥哥,还邀请他出席记者会,让他向主刀医生了解详情。”

问起家人和朋友是否受到他的影响,也加入器官捐赠者的行列。林国成坦言并没有,自己也没执意要其他人这么做。“我只告诉他们,自己是活生生的例子,其余的还是要由个人决定。”

器官捐赠少之又少  

尽管卫生部近年积极展开宣导活动,加强人们对器官移植的认识和接受度,国人捐赠器官的意愿至今仍不高。

在人体器官移植法令下,心智正常的21岁及以上公民和永久居民,如果没有选择退出,医院可在病人被证实死亡后,将死者的器官如肾脏、肝脏、心脏和眼角膜,移植到其他病患身上。

据了解,我国成人人口当中,虽有超过九成没退出人体器官移植计划,但每年只有大约400人得到脑死病患捐赠的器官,获得重生。这主要是因为在加护病房里的脑死器官捐赠者当中,适合移植的器官不多。

对器官移植者更有益的活体捐赠,近10年来也不过有些许增加。去年捐出肾脏和肝脏的有58人,只比2006年多24人。

可供配对的人选有限,根本无法应付实际需求。以肝脏移植的等候名单为例,今年上半年有54人在等待适合的肝脏。

林国成说,有人可能会觉得他很傻,竟然把肝脏捐给不认识的人。“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这段经历可以鼓励更多人,有勇气站出来帮助那些还在等候名单上的病患。因为这是美善的事,可把祝福交给下一代,给他们新希望。”

移植健康的肝脏后,林思嘉在家休养期间参加了N水准会考,而且考得不错,来年能升上中五,回校准备O水准会考。

助人精神有感染力

手术过去九个月,林国成说,除了体力还需要一点时间恢复外,生活一切照常。

他指出,先前曾有捐赠者告诉他,手术后“会有一阵子无法追巴士,也无法拿重物”,而他也亲身感受到。

但林国成更在意的是另一名捐赠者的话:“当你看到接受器官移植者恢复健康时,那是最大的喜悦,其他都不重要了。”

林国成无私的精神也不知不觉感染了林思嘉。林思嘉的母亲钟莉玲(52岁,保险从业员)看到女儿更懂得感恩,也会体恤他人,甚至开始想要回馈社会,感到非常欣慰。

说起对新一年的期许,林思嘉除了要珍惜新的肝脏,努力活下去,她还想从事志愿服务帮助更多人,尤其是像她一样患有慢性疾病的小朋友。

她说:“以前我心底不时会冒出很负面的念头,所以我想给和我有相似遭遇的孩子一些情绪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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