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不包括食物开销 3.6%重病国人医药费 占总开支四分一

本地研究显示,罹患重病的国人当中,有3.6%在患病后一年内的医药费,在非食物总开支中所占比率超过25%。

展开研究的新加坡管理大学老龄化经济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s of Ageing)研究员形容这个比率为“超额医疗费用”(catastrophic health expenditure),但他们同时指出,若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我国的比率其实不算高。

中心引述一份2007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超额医疗费用”的比率在印度达10.72%、在中国是5.92%、韩国是5.31%、台湾是4.63%,而比率比我国低的国家地区是香港(3.36%)、泰国(2.93%)和马来西亚(2.13%)。

不过研究员强调,这项本地研究计算的医药费包括病患可动用的保健储蓄金额,因此国人实际上须自掏腰包支付的医药费所占比率其实更低。

此外,不同国家的护理和医药费经济援助体制有所不同,因此不是对等的比较。

慢性病患者求医次数更多

新大于2014年成立老龄化经济研究中心这个智库,专门研究年长国人的财务规划习惯与经济情况等,包括每月对8000多名年龄介于50岁至70岁夫妇和单身国人进行调查。

研究员也发现,65岁至70岁的年长者每月到诊所或医院求医的次数比50岁至54岁者多11%,但有两种或更多慢性疾病的患者,求医次数比只患一种或没有任何慢性疾病者多出24%。

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兼新大经济系客座教授里玛(Rhema Vaithianathan)说:“举例来说,没有慢性疾病的70岁者,看病次数远远低于已有一个慢性疾病的50岁者。这显示,人口老龄化不是社会面对的最大挑战,挑战在于人们是否过得健康。”

研究也发现,男性国人若患病,已有工作的妻子普遍上会从事更多兼职工,或工作更长时间,以弥补家庭收入上的损失。家庭主妇则没有重返劳动市场的迹象。

另一方面,患病女性的丈夫则没有同样身兼多职填补家庭收入的举动。

里玛认为,这凸显所有医疗护理体制面对的一大挑战,也就是在人们患病时,除了协助人们应付医药费开支,也得考虑到如何帮助他们应付家庭收入上的损失,但又不至于提供过多援助,以致病患没有重返职场的动力。

研究员也问受访者对于自己填写医药表格是否有信心、是否难以理解手中资料而无法清楚了解自己的病况,以及是否需要家人、医院或诊所员工,或其看护者帮忙阅读,才能了解自己病历以及相关资料等。

研究员说,这是测试国人的医疗知识(health literacy)程度,而结果显示,程度较差者在患心脏病、癌症或中风等严重疾病后,自我评估时会认为自己的健康恢复得较慢。

里玛说,这显示医疗机构有必要以病患熟悉的语文,为他们提供资料,助病患更快康复。

研究员也调查受访者的饮食习惯,并发现受教育程度无论高低,国人都常到小贩中心用餐,但选择到西式快餐店用餐或打包这类食物的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

里玛说:“之前有不少针对小贩食物健康与否的关注和舆论,但随着新加坡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这个研究结果可能意味着我们也应多关注西式快餐的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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