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行为在新加坡曾是一种生活方式。四五十年前，人们似乎已经认命，不管什么事都要给有关者一点好处才能办好。 退休调查员黄怡裕（74岁）1972年加入贪污调查局时，这样的贪污情况还未得到改善，上至高官下至杂役，都有收受“咖啡钱”或“红包钱”。 他举例，当时的邮差在商店街送信时，会根据红包钱决定服务素质：给钱的，信件就整整齐齐送上门，没给钱的，信件就随意乱丢。一些商家自然不满，便向贪污调查局举报。 黄怡裕奉命前去观察情况，当场逮捕一名收两元红包钱的邮差。 他说，这名50来岁邮差当下痛哭流涕地向他下跪求情。“我想放过他，可是我的职责不允许我这么做。” 曾是助理局长的黄怡裕之后曾侦办不少大案，像我国至今贿金数额最高的贪污案——公用事业局前副总裁崔汉添涉1385万元贿赂，但这些大案对他的影响力，远不及那区区两元红包钱。 他说：“贿金数额不多的贪污案，恰恰反映政府取缔贪污的力度，不论大鱼或小鱼，都照打不误。” 在贪污调查局服务近40年的孙仁宝（62岁）则记得，在1999年负责带领调查32名工商保安警员涉贪的案件。 孙仁宝指出，包括行贿者在内，接受调查者不下100人，所以局里出动所有三四十名调查员录口供和查阅文件等。 他说，纵使涉贪者收的都是小钱，但是涉及人数众多，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致使贿赂习性在本地滋长。“有关机构后来采取措施，防止收咖啡钱的事件再次发生，这也是我们乐见的。” 孙仁宝约七年前退休，但获当局重新聘用，目前是调查培训组高级经理。 谈到新一代调查员面对的挑战，黄怡裕和孙仁宝都认为，颠覆性科技时代到来，意味着调查员也须掌握一定的科技能力，以防有人企图通过科技手段瞒天过海。 此外，贪污调查局行动管理（外勤与枪械）主任蒋国兴（45岁）说，案件有时会牵涉海外，因此需要与各国相关单位保持良好关系。 全国职工总会前主席、人民行动党前议员彭由国前年6月在泰国曼谷自首，蒋国兴负责前往当地押送对方回国。 他说：“彭由国当年可说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要不是政府实施铁腕政策打击贪污，他也许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请LIKE我们的官方面簿网页以获取更多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