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行为在新加坡曾是一种生活方式。四五十年前,人们似乎已经认命,不管什么事都要给有关者一点好处才能办好。 退休调查员黄怡裕(74岁)1972年加入贪污调查局时,这样的贪污情况还未得到改善,上至高官下至杂役,都有收受“咖啡钱”或“红包钱”。 他举例,当时的邮差在商店街送信时,会根据红包钱决定服务素质:给钱的,信件就整整齐齐送上门,没给钱的,信件就随意乱丢。一些商家自然不满,便向贪污调查局举报。 黄怡裕奉命前去观察情况,当场逮捕一名收两元红包钱的邮差。 他说,这名50来岁邮差当下痛哭流涕地向他下跪求情。“我想放过他,可是我的职责不允许我这么做。” 曾是助理局长的黄怡裕之后曾侦办不少大案,像我国至今贿金数额最高的贪污案——公用事业局前副总裁崔汉添涉1385万元贿赂,但这些大案对他的影响力,远不及那区区两元红包钱。 他说:“贿金数额不多的贪污案,恰恰反映政府取缔贪污的力度,不论大鱼或小鱼,都照打不误。” 在贪污调查局服务近40年的孙仁宝(62岁)则记得,在1999年负责带领调查32名工商保安警员涉贪的案件。 孙仁宝指出,包括行贿者在内,接受调查者不下100人,所以局里出动所有三四十名调查员录口供和查阅文件等。 他说,纵使涉贪者收的都是小钱,但是涉及人数众多,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致使贿赂习性在本地滋长。“有关机构后来采取措施,防止收咖啡钱的事件再次发生,这也是我们乐见的。” 孙仁宝约七年前退休,但获当局重新聘用,目前是调查培训组高级经理。 谈到新一代调查员面对的挑战,黄怡裕和孙仁宝都认为,颠覆性科技时代到来,意味着调查员也须掌握一定的科技能力,以防有人企图通过科技手段瞒天过海。 此外,贪污调查局行动管理(外勤与枪械)主任蒋国兴(45岁)说,案件有时会牵涉海外,因此需要与各国相关单位保持良好关系。 全国职工总会前主席、人民行动党前议员彭由国前年6月在泰国曼谷自首,蒋国兴负责前往当地押送对方回国。 他说:“彭由国当年可说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要不是政府实施铁腕政策打击贪污,他也许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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