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前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 对国家认同转变映照社会变迁

黄坚立:我们后人也应该了解到现今新加坡的华族社群之认同,其实也是多元化、多层面的。(档案照片)
李成利书写《李光前,南安人的骄傲》,让李光前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林泽锐摄)
李光前大力投资故乡南安的“国光教育村”(左图),又在马来亚买下的橡胶种植园借用老家芙蓉村来取名“芙蓉园”,显示他在二战之前的国家意识。(取自《六秩兴学百年树人——纪念光前学村创办六十周年》)
在日军入侵新加坡的前夕,李氏与大部分家人刚好去了美国开会旅居,巧合地避开了当前的灾难(右图)。(取自《六秩兴学百年树人——纪念光前学村创办六十周年》)
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亨特教授(中)在新大商学院命名为“李光前商学院”的仪式后,与李光前长子李成义(左二)及夫人(左一)、次子李成智(右二)及夫人交谈。(档案照片)
1991年12月27日,李成伟(右)就任新加坡总统顾问理事会成员,在宣誓就职仪式后与时任黄金辉总统在总统府合影。(取自《六秩兴学百年树人——纪念光前学村创办六十周年》)
李光前次女淑珍(右一)、三女淑志(左二)及夫婿伍亨利(左一)和李成智(右二)及夫人吴诚(左三)、侄女李彬(右三)在李光前先生肖像前合影。(档案照片)

仁光泽世  承前启后

李光前逝世50年纪念特辑

早期华人漂洋过海

到东南亚讨生活,

为着希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

落叶归根。

李光前在南洋发迹,

最后在此落地生根。

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

李光前一生在国家认同方面的转变,

对后世极富教育意义。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黄坚立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认为,李光前以及南来先辈在战后对国家认同的转变,不能以简单二元化的角度来看待;后人也应该了解到,现今新加坡的华族社群之认同,其实也是多元化、多层面的。

生在19世纪末晚清时代的中国福建南安乡下,李光前10岁来到新加坡,15岁又去了南京念书,18岁再赴北京和唐山求学,又加入同盟会。因为学校被关闭,不得已在19岁那年告别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从上海乘船回到新加坡。

这几年的历练大大开拓了李光前的眼界,也锻炼了他的家国思维。这时期的李光前,和许许多多从中国来到东南亚的移民一样,心目中所认同的国家就是中国,即便从清朝经历革命成为民国,那都是自己和家人的祖国。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新马地区,虽然是国际都会,机会多,可以安居乐业,学习东西方先进的商业知识,但并不能寄托国家意识。

直到二战之前,南洋华人的主流思维依然是中国人的身份。

黄坚立的研究指出,李光前和许多华商与知识分子一样,都积极参加了与中国有关的南洋反日救国运动,领导新马地区华人参加抗日。在日军入侵新加坡的前夕,李氏与大部分家人刚好去了美国开会旅居,巧合地避开了当前的灾难。直到1943年至1944年间,他预见战争即将结束,便开始和岳父陈嘉庚等华商着手在福建进行投资,然而国共战争紧随而来,那些投资都没有成功。

撰文〈未来的马来亚〉
倡议成立东南亚联邦国

李光前大力投资故乡南安的“国光教育村”,在马来亚买下的第一块橡胶种植园借用老家芙蓉村的名字取名“芙蓉园”,都显示他在二战之前一贯的国家意识之所系。

然而二战结束前夕的1945年7月12日,李光前在《泰晤士报》发表〈未来的马来亚〉一文,却开始提出各种马来亚建设的构想,甚至根据人种、地理和经济的属性,建议婆罗洲、印尼、马来亚和泰南联合起来,组成东南亚联邦国。这一超前的观念,令人联想起后来的亚细安。

而依据这一文章所提出的构想,学者崔贵强认为李光前的国家认同感“开始显露了转移的端倪”。他说:“李氏不仅认为华侨应在此地落地生根,而且为了生存与发展,还应与其他各民族……携手创建一个联邦国家。”

以侨领身份
吁华侨舍弃中国政治

黄坚立对《联合早报》指出:“李光前人生最大转折点应该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后,整个东南亚区域快步结束了欧洲殖民帝国的统治,陆续成立多个新兴民族国家。在地的华社族群,也就弃离了以前共认的‘华侨’身份,而领取了新兴民族国的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的成立及其周恩来总理参加1955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会议,也成全了这个新的趋向和局面,鼓励一般的东南亚华人认同与效忠于他们各自在地的新国家和新政府。立足于新加坡的李光前当时也挺身而出,带领了战后的华商和社会团体,走向去殖民化的道路,向英殖民地政府争取到了大众渴望的新加坡公民权和更多的华文教育资助。”

虽然在战前积极参加中国抗战活动,李光前后来也充分意识到东南亚华人参与中国政治,对本身在当地的处境不利,甚至会造成新马一带华人之间出现分裂,因此他以商界和侨界领袖的身份,公开呼吁华侨舍弃中国政治,一心一意参与当地各方面的建设。为此,他甚至认为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在新加坡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的做法非常不妥,后来英国政府果真禁止这一活动。

但李光前在福建方面的教育投资仍然继续,甚至在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后,他持续资助陈嘉庚的集美教育村和自己的国光教育村,显见他对教育与政治并不混淆。

抗议英政府联邦计划
号召全马休业

决心投入当地社会,让李光前的国家意识与认同感转向更加关注新马政治体制的转变。作为华社领袖,他领导中华总商会积极奔走新马各地,联络各地中华商会与社团,抗议各种不合理与不利于华人的政策和政制改变,包括1947年10月20日,他号召举行全马休业一天,抗议英国政府有意推行充满狭隘种族主义色彩的马来亚联邦计划,企图延续殖民地统治权。

李光前不仅在商业上独具慧眼,在政治意识上也比很多人都更有前瞻眼光和开阔的胸襟。他在强调立足本土的当儿,大力资助华社教育与文化,包括一次支出十分之一,即100万元作为南洋大学创建经费。但黄坚立指出,他一再拒绝南洋大学的领导职务,却在1962年至1967年出任新加坡大学第一位本土校长,显示他并不是单纯的“华人语言和文化忠实维护者”那么简单。

通晓多语
跨越华教英教两世界

黄坚立在〈身份认同的转移——南洋企业家李光前三种形象的建构〉一文中指出:“李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其根本原因并非他在华人世界中的领袖角色,而是因为他能运用通晓多种语言的能力和策略,跨越了受华文教育者和受英文教育者的两个世界。”

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李光前一生在国家认同的转变方面,对后世充满教育意义。

黄坚立指出:“虽然李光前和他同代的华族人士在战后国家认同转变方面是一项事实,我们却不能以简单二元化的角度来看待,认同感是可以有多元化、多层面的显露。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1948年、1957年、1963年、1965年几度的政治体系演变后争取到和建立起两个新民族国家,在地的华人族群都变为马来西亚公民或新加坡公民,但他们的国民意识形态之灌输与建立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教育、培养。在参与政治的范围内可以较为容易割切,但在文化认同和意识感情上,他们还是多少保留着部分的中国乡情和祖籍概念,并没有完全隔离。”

黄坚立因此认为:“我们后人也应该了解到现今新加坡的华族社群之认同,其实也是多元化、多层面的。国籍和政治效忠不一定要与文化和经济交织混杂在一起,应该各自给予空间去发展。尤其有华文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年轻新加坡公民,我们更应该鼓励他们去接触和接受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感染,他们就是我们未来两国在东亚和东南亚两个不同区域之间的桥梁。”

提携后辈创业

日收一块钱租金

李光前是一代大慈善家,在教育、经济、文化和医药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贡献,但有几件事却鲜为人知。这些事情对他来说也许微不足道,但从中却可探视到李光前的度量、用人和处世态度,是高尚人格的一种体现。

李光前乐善好施,受过他恩惠者不计其数,包括南安艺文社社长、道南学校校友会学术主任李成利的父辈。

上世纪50年代末,李成利的伯父李瑞金和父亲李瑞文从马六甲南来,向李光前租用南益树胶厂属地“柑仔园”创设瑞成硕莪粉制造厂,生产硕莪粉。李瑞金和李瑞文租用柑仔园两三亩地,李光前每年只向他们收取365元,也就是一天一块钱租费!

李光前和李瑞金、李瑞文是中国福建省南安县梅山镇同乡,属五服内关系,李光前是两人疏堂伯父。听说后辈要创业便尽力扶助,还让他们利用搁置在树胶厂里的建材来盖厂房节约开支,表现了长辈对小辈的关爱提携。

李成利说,父亲和伯父南来时只带了一些积蓄,但要开硕莪粉厂经费还是有限。李光前的慷慨使李成利的父亲和伯父没有地租的后顾之虑,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神投注在硕莪粉生意上。他们的硕莪粉主要供应印度尼西亚厂家制造爽身粉,生意做得不错,员工由起初的十几二十人增加到后来的百多人。

二战后,整个东南亚在极左风潮的影响下,工潮不断,到了1960年代情况仍然很糟糕。这对社会秩序及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时的瑞成硕莪粉制造厂和南益树胶厂也不能幸免。每回南益树胶厂发生工潮时,李光前或其长子李成义总叫厂里的木昌伯请李瑞金协助谈判调停工潮。这件事反映了李光前懂得用人之道,知道什么人合适做什么事,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对李光前的恩惠,李瑞金感念在心。

1963年,印马对抗,政治局势紧张,新加坡和印尼之间的贸易都停顿下来。瑞成硕莪粉制造厂遭受池鱼之殃,到了1967年便完全停产关闭。

促有能力者多做公益

工厂结束营业后,李瑞金和李瑞文一度把空置的厂房分租给人,以维持生计。分租厂房赚了钱,有人便向李成义告状,寄黑函抹黑,提议李家提高地租。李成利说,在业务上全权协助父亲的李成义不置可否,只是私下告诉他的伯父李瑞金,希望他在有能力之时做些慈善公益。而直到80年代末柑仔园被政府征用为止,租金仍只是一天一块钱。足见李光前父子的度量。

也许感念李光前的恩德,李成利说,只要能力所及他的父亲和伯父都会主动协助李光前父子。比如柑仔园被收回时,李瑞金就时常出面劝说租用者早点搬离。受李光前乐于助人的情操感召,60年代到80年代,李瑞金也经常为退休的南益员工、升学有经济困难的人,执笔寄函向李光前创立的李氏基金求助,而李光前或李成义也总是慷慨答应,然后由李瑞文代为把支票交给受惠者。

李成利全家于1962年落户新加坡,那时年仅七岁的李成利便经常听父辈谈起李光前,李光前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天天高大。1987年李成利加入南安会馆后,对李光前有了进一步认识,萌发用文字记录李光前事迹的想法,但因为资料不足一直没有行动。

李成利多次出席中国举办的李光前纪念会后,看到中国对李光前的敬重,非常感慨,90年代末决定提笔书写李光前,让他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他的文章​〈​李光前,南安人的骄傲〉,也收录在2012年出版的《南安精神与南安人》一书。

李家子嗣 薪火传承泽惠民生

李光前育有三子三女,长子成义和次子成智先后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三子成伟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工程系毕业,过后都在南益集团继承父业。李成义掌管李氏基金和南益集团,李成智掌管种植业和其他投资,幼子李成伟掌管华侨银行。

三兄弟向来处事低调,不喜曝光,却也和父亲、外祖父陈嘉庚一样热心公益。三个女儿中长女淑琼曾留学英国学医,次女淑珍毕业于马来亚大学教育系,三女淑志曾留学美国攻读美术。她们毕业后均先后回到新加坡服务。

李氏基金
四分三捐款用于教育

李光前在1952年把原来为纪念其父亲而成立的“李国专助学金”,易名为“李氏基金”,并将南益集团公司的部分股份充作基金资产,专门用于资助教育、文化、医药、社会福利以及学业优良的清贫学生,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1960年,李氏基金分别在新、马两地设立,以照顾不同层次的慈善需求。

1964年,李光前又将其名下的南益股权(占总股份的48%)悉数捐献给李氏基金,使李氏基金成为南益集团最大的股东,每年所得的股息则全部作为永久的慈善公益用途。

运作超过半世纪的李氏基金已经为各项慈善事业累计捐赠了数亿新元的善款。所有受惠人不分种族、语言、宗教、国籍和区域的差别,一律平等对待。教育事业更是占了全部捐款总额的75%,可见李氏家族对教育的重视。

2008年,国家图书馆举行为期五个月的“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陈嘉庚与李光前”展览,李显龙总理在缅怀这两名先驱人物时指出,他们待人以诚和不屈不挠的风范至今仍具影响力,“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精神更值得现代人追思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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