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我国发展 本地轮船起落货工会正式走入历史

俗称“苦力”的搬运工人1956年在新加坡河岸卸货。(档案照片)

成立于1937年的新加坡轮船起落货工友联合会,于去年11月30日解散,所有会员已从12月起转至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该工会在70年代全盛期,曾有千多名会员。

1970年代全盛时期,新加坡轮船起落货工友联合会有千多名会员,但是到了去年底,仅剩52人。随着行业没落,这个过去80年来见证新加坡发展的工会也正式走入历史。

成立于1937年的新加坡轮船起落货工友联合会(Singapore Stevedores’ Union,简称SSU)去年11月30日解散,所有会员从12月起转至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

根据全国职工总会提供的数据,2013年至2017年间,除了SSU之外,解散的还有新加坡政府速记员协会。此外,另有六个工会合并成三个。

轮船起落货工人其实就是人们熟知的“苦力”。新加坡凭着卓越的地理位置成为繁忙的港口,大批工人早年从中国南来讨生活,他们许多在货轮上和码头当搬运工人,靠体力赚钱糊口。

1999年上任、SSU最后一任会长林雅吉(70岁)日前接受《联合早报》访问,回溯这批工人的奋斗和血泪史。

林雅吉的父亲是来自中国的船员,二战时期受了伤,在林雅吉出生三个月时就过世了。林雅吉小时候曾跟着姑妈到印度尼西亚生活了几年。

1968年,新加坡独立初期,当时年仅21岁的林雅吉通过朋友介绍成为苦力。

他说:“我只念到小学三年级,那个年代很难找工作。当小贩助手一个月工钱三四十元,五金店店员六七十元,当苦力虽然辛苦,但是勤劳点每个月可以赚140元到150元算是不错了,而且工作时间比较自由。”

林雅吉说,那些六七千公吨的大货船无法进港,所以得先把货搬上舯舡(tongkang,体积小的木船),等舯舡驶进港后口再搬货上岸。卸货地点包括新加坡河边、丹戎巴葛和现在的裕廊海港一带。

曾目睹工友过劳死

“我们搬的货有米、铁制工具、香蕉和石灰等,经常一次要搬几十到上百公斤的东西。”

他毕生难忘第一天上工的情景。他回忆说,当时一艘船从日本大阪来新加坡买橡胶,那一天他连续工作24个小时赚了20多元,可是之后全身酸痛,两三天下不了床。那个年代生活清苦,不少人为了多赚点钱拼命工作。林雅吉就曾目睹有工人过劳死。

“有一次我到厦门街一家咖啡店去,隔壁桌有工人收工后在喝咖啡。他趴在桌上休息,后来工头来发薪水,他的同事怎么也叫不醒他。听说他之前连续工作了48个小时,操劳死的。”

年轻时林雅吉靠体力养活一家人,他当了10多年苦力,后来学会操作吊秤车,工作才轻松一点。他和妻子有两个女儿,一家四口以前挤在克罗士街上段店屋楼上的一个小隔间里,和10户人家同屋共住,合用一个厨房和厕所。

虽然曾是许多人赖以为生的工作,不过,“苦力”这个行业随着时代变迁而没落。

林雅吉说,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期间,集装箱越来越普遍,货物都是装箱运入港,可以直接用吊秤车装卸,就不再需要他们这些搬散货的工人。

他透露,1970年代工会有1200至1300名会员,到了1990年代末约三四百人,去年解散时,包括执委在内只剩下52人。他们都退休了,多数已经八九十岁,继续留下只是为了支持工会。

“因为没有人愿意接手管理,加上行业没落没有新会员,所以我们决定解散工会。就算舍不得,也没办法。”

对于未来,他想找一份兼职工作打发时间,也会多抽时间到印尼找儿时玩伴。他说:“朋友老的老走的走,相聚的时间不多了。”

首任会长讲义气 命丧日本军枪下

虽然是人们眼中的“粗人”,但是林雅吉认为苦力非常讲义气,首任会长蔡延树在二战时期就为了保护执委,命丧日本兵抢下。

林雅吉说,这么多年来工会里一直流传着蔡延树壮烈牺牲的故事。1941年底日本南进,英殖民政府呼吁大家共同抗敌,当时日军不断轰炸,政府于是要求工会协助把石油搬到安全的地方。

工会每天安排千名工人帮英政府,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找上蔡延树,要揪出工会所有的执委。

“蔡延树觉得反正都是一死,所以就算是被日军用水灌肚也不肯供出执委的身份。日军见他不肯合作,最终就把他给枪毙了。”

根据新加坡轮船起落货工友联合会的会刊,蔡延树是推动新加坡轮船起落货工友联合会成立的其中一人。

1930年代,本地有2000名搬运工人,他们工作时间长,工作粗重危险,一些资深工人于是计划组织工会,希望能改善工人的生活。但因得不到政府支持,加上工人并不积极,所以组织起来困难重重。

后来一些工人决定推举代表参与组织工会的工作,蔡延树便是其中一名代表。商谈多时后,工会终于在1937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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