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与《海峡时报》两名年轻记者上月针对母语教育、崛起的中国和“华人特权”这三个课题，展开首个跨语言合作专题《六封信 两个世界 一个华人社会》。
昨天共有超过80名受邀读者与文教界人士，连同专题作者及五名主讲人对此展开了长达四小时讨论。
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昨天（17日）下午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办中英对话会，对《联合早报》与《海峡时报》上月展开的首个跨语言合作专题《六封信 两个世界 一个华人社会》进行讨论。超过80名受邀读者与文教界人士，连同专题作者及五名主讲人参与了长达四小时的讨论。
新闻中心总编辑韩咏梅致词时说，这是我国华文与英文报人，在中国崛起的时代，针对当下本地华文文化处境，以及何谓本土华人意识所做的一次探讨。由《联合早报》年轻记者黄伟曼（29岁）及《海峡时报》的袁昕（25岁）率先对话，是希望看到新一代在放下华文文化在本地的旧有包袱后，是否会呈现新的可能。
主讲人华侨中学校长彭俊豪（41岁）从教育的角度分析，认为特选学校在培养精通双语、面向世界的专才以外，给予学生的最宝贵资源，是安身立命的华校人文精神。他将此归功于学校的前辈教育家。他相信特选学校学子都应懂得推己及人，尊重他人文化。
The Select Centre创办人陈丹枫（48岁）从我国画家林木化的作品《愚趣园》切入主题。“愚趣园”为考古、种植学家韩槐准位于旧汤申路的红毛丹园。陈丹枫认为本土华人意识与文化早在韩槐准1936年购置愚趣园时已崭露头角，韩槐准不懂华英语，以海南话及马来语沟通，仍赢得世人尊重。陈丹枫说，我国各族族人除了母族文化，是否有以马来亚或南洋文化作为文化基石的可能。他并借韩槐准接嫁红毛丹树的方式，提出在愈加全球化的社会，个人拥有超过一种文化根源归属的可能。
科技起步公司Intelllex创办人曾子谦（31岁）以幽默语调，通过自身在中国、泰国及印度尼西亚的经历，讲述了一个本地80后年轻人，如何借着对多种语言的“罗惹”（混杂）式认识，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达到了深层交流、拉近距离和解决生活需要等目的。他认为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基因组成多元，反而是面对中国崛起的新世界时，有力的特点。
我国诗人、编辑小叶子（Joshua Yip，35岁）是在场主讲人当中，唯一来自非特选学校的参与者。他即场根据先前发言的三名主讲人的讲话，做了一首具本地多语特色的诗，引来赞叹与笑声。他说，经常听到华人文化的讨论提及饮水思源，而这个词汇的背景与中国“水”的源头与流程相关，这与新加坡环境下“水的经历”未必相符。他提出，我国或许需要“新生水”文化，才能衍生出真正源远流长的本土华人文化。
华文媒体集团主管李慧玲（47岁）谈到几名年轻主讲人展现的自信与乐观时说，我国华文教育工作者及媒体从业员面对的却是一个华文人才从缺的局面，特选学校培养的学子大多数没有以华文华语进行深刻表达及交流的能力，学校环境也逐渐单语化。提及“华人特权”时，她说，受华文教育者长期感觉自己的权利被剥夺，而我国不同族群都自觉边缘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她问，英语是否真是不同族群之间最佳的沟通方式，并认为我国有必要正视翻译工作的重要。
讨论会进入读者分享阶段后，年长读者如1961年华中毕业生许嘉瑞关注我国华文程度低迷，华文师资短缺的问题。年纪较轻的几名读者如林瑞辉则提出对华人文化认同的迷思。属于我国最后一批华校生的方景芸从为人父母的角度，表达了对下一代的信心，相信他们会从更全球化的角度去处理未来的问题。
郭振羽：跨语言合作具特殊意义
交流会最后，黄伟曼与曾子谦分别提出给予年轻人探索文化意识的空间的重要性，让他们有掌握自己方向能力；将传统包袱强加于身，势必造成反效果。
与会者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郭振羽教授会后受访时说，在这一时代由年轻新闻工作者促成跨语言的合作具特殊意义，表示我国语言文化之间的悲情与隔阂已经大大减少甚至消失。他相信，我国多元化的特质将持续，重要的不是寻找大一统的答案，而是在宽容对话中增进了解。
《六封信 两个世界 一个华人社会》专题于上月13日至15日，完整地以中英文在《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刊登。大家也可在zaobao.sg网络平台了解详情，网址是http://bit.ly/ZB_6letters。
如何在中国崛起中
稳住新加坡华族文化？
如果看世界趋势，双语教育下来只会变得更重要。以世界经济体的权力平衡格局来说，当全球权力开始向亚洲转移时，母语将不再只是能让我们建立价值观、信仰与多元文化身份认同的一种文化稳定力量（cultural ballast），而是会变成新加坡人重要的社会和文化资产。
毋庸置疑，英语是许多学生的主要语言，不过这不是一场‘零和博弈’。根据我的教学观察，虽然学生跟同学用英语沟通比较自在，但他们都可随时切换，用流利的华语对谈。
——彭俊豪
彭校长刚提到‘文化稳定力量’的概念。我对这个词汇特别感兴趣。‘Ballast’是什么？其实是指一种压舱物。船在跑的时候，你里面是要装水、沙、还是石头，来让船身稳定，不会受风浪影响？这个词汇是建国总理李光耀和时任文化部长拉惹勒南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他们当时担心新加坡人被西方唯物主义和腐败的黄色文化，或个人主义影响，所以提出压舱物的概念，以对抗西方观念，让自己稳住。当时他们选择用什么压舱呢？他们选的是我们的母文化与母文明，也就是遥远的中国和印度。当然，我们现在会把这些当成理所当然的，但在回想的时候，可能也要问：当时我们有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必须这么做吗？新加坡其实也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是否可以用‘南洋’这个概念？也许里面有一些元素，也能让我们站得稳。但当下我们选择了遥远的母文明，所以现在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中国和印度崛起，你的船还稳吗？压舱里面的东西还可以抵抗其他外在的事物吗？
——陈丹枫
真正的母语是什么？
有出席者问及，为什么要学习超过一种语言？为什么母语那么重要？
陈丹枫在回答时分享了一对友人夫妇的小故事。这对夫妇旅居纽约，‘他们的女儿有一次在美国一家餐厅上厕所时，屁股被马桶盖夹住了，她情急之下喊道：‘妈，我的屁股被kiap（福建话，“夹”）到了’。女儿在最脆弱的时候，不是用英语或华语来表达，而是用了‘kiap’这个字。
当时我朋友马上安抚女儿，用的是她妈妈曾对她说的：‘妈妈sayang（马来语，“爱抚”）’。‘sayang’‘kiap’，这是不是我们的母语？这不是学校教出来的，是不能强求的东西。当我们谈到母语的时候，要很明确地区分：是政府要的母语？还是我们真正的母语？如果把这两者混为一体，将是失败的。如果要在全球化的流动社会里站得稳，要有自信，那你要学的是哪一种母语？
——陈丹枫
华文媒体如何培养读者与记者？
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华文媒体确实要有一个市场。有人买你的报纸，报纸才能经营下去。我们经历过相当困难的时期，现在还是相当困难，我不单需要源源不绝的读者群，我还需要记者。我常常收到前辈的短信，指出报纸上的翻译问题。华文报纸除了不能有假新闻，要尽量做到客观公正，还已经成为集中呈现本地语文水平的一个平台。要求会越来越多，我宁可务实一点去看。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我最终的目标不是功利的，但我必须借助这样的过程，使我的报纸能够好好存活下去，那我还可以维持那个水平，我才可以谈文化和传承。
——李慧玲回答出席者有关“华文媒体是为谁而写，华文媒体寻求谁的认同”的提问
盲目跟随能否真正赢得尊重？
最近我很关注课本和媒体选择的用词，例如‘脚踏车’是否改成‘自行车’？‘寮国’为什么变成‘老挝’、‘纽西兰’变成‘新西兰’？当然，中国崛起毋庸置疑，但我也在想，我们选择的应对方式，在战略上真的是最明智的吗？因为如果最后你只是一个wannabe（英语，“盲目追随者”），只是很想成为他们的一分子，他其实不是很‘睬’你的，但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东西，大家就有话可以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做一些文化上的交换。像我婆婆经常对我说：‘你很pandai（马来语，“聪明”）！’我从小以为‘pandai’是广东话，但后来到香港才发现‘pandai’用不到，因为是马来语，但这其实是中国朋友会觉得我们有趣的地方，他们也可能因为这个而愿意和我们交谈。如果你字正腔圆地跟他说北京话，跟他说‘咱们打滴’，他反而觉得你是刻意亲近他，觉得你try too hard（英语，意指太刻意），那在战略上我们就走错了这盘棋。
——曾子谦
文化能否像“新生水”？
以新加坡的语境来诠释‘饮水思源’，就是把喝进去的水排出来，成为新生水。如果水对我们的国家那么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耗资兴建新生水厂，把水进行再循环，这是否也能应用在我们的文化上？我们的文化或许也需要一‘新生水厂’？当我们自己生产，让它流遍我们的身体，它就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如果它不是有机的，或许是时候把它排出体外。如果它是有机的，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小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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