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特稿
首尔通讯员
亚洲多个国家都面对人口老化问题，各国政府想方设法去应对这股“银色海啸”，防范国家经济与社会遭受巨大冲击，韩国也不例外。
过去10年来，韩国为了解决生育率过低的问题，投入大笔经费并推出一系列政策，但至今仍未能让韩国摆脱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困境。
官方最近预测，今年的新生儿数目将创下1990年以来最少的纪录。
专家一再指出，韩国因生育率低和老龄化，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根据2015年的官方统计，韩国的生育率为1.24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4个成员国中，生育率最低的。韩国一项研究指出，如果这个情况持续下去，30年后韩国80个小城市将消失，120年后韩国总人口恐怕会从当前的5000万降至1000万，再下去就不堪设想了。
韩国人为什么不生孩子？这个问题背后的其中一个因素，与其他生育率低的亚洲国家应该都类似，即生活压力日益加大。
育有一女的首尔上班族李周贤（41岁，珠宝设计师）说：“这些年来为了要给女儿缴交各类学费，还要攒钱买房子，经济压力好大。我还算幸运，妈妈帮我照顾孩子，让我不用为请保姆而烦恼，要不然压力会更大。”
各方专家得出的结论是，造成韩国生育率低的主因，除了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大之外，还有晚婚现象、房价高企等。
近年来，韩国晚婚现象越来越严重，晚婚已成为生育率持续下降最直接的原因。
目前韩国大学升学率高达70.9%，其中男生大学升学率为67.6%，女生为74.6%。基于亚洲人的文化观念，随着女性大学升学率提高，人们结婚的平均年龄也越来越晚。
男女平均结婚年龄越来越晚
根据保健社会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低出生率持续原因与对策课题》报告书，韩国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32.4岁，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9.8岁。由于晚婚，生第一胎的平均年龄自然往后延。
韩国统计署的数据显示，2014年，女性生第一胎的平均年龄为30.97岁，是初次分娩的平均年龄最晚的国家。
现年48岁的主妇宋受贤八年前才生第一胎，她说：“我和先生原本打算存点钱后再生孩子，因此结婚后一直推迟生育，现在我很后悔生晚了。”
她告诉记者：“孩子上小学后，补习费的负担越来越大，也不知道我老公（50岁，电脑工程师）可以工作到几岁，我们现在都不敢想退休后的生活。早知道如此应该早点生孩子，这样孩子早点长大，我们也可以更好地规划退休后的生活。”
首尔大学保健研究所教授赵英泰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韩国女性大学就学率高，加上经济不景气就业困难，这些因素互相牵制，使人们更晚结婚，也就更晚生儿育女。
房价变动也影响生育率
赵英泰教授日前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房价变动也是影响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年前结婚的河惠玲（35岁，律师）说：“我本来想今年在首尔买房后才生孩子，没想到这两年首尔的房价一直在涨，我和老公（40岁，建筑师）都不敢想生孩子的问题了。在首尔买个小房起码也要5亿到6亿韩元（折合60万新元至72万新元），我还是希望先把房子问题解决了再想孩子的事。”
首尔市女性家族基金会研究员张真喜指出，高房价和养育费等经济因素，是造成人们不生育或是推迟生育的最大原因。其中，生了第一胎的夫妇体验到养育孩子须要支付的各种费用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之后，很多人就放弃生第二胎的念头了。
2004年，韩国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2005年出台《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2006年提出“2020战略”，即到2020年把生育率目标提升到1.5。
今年达标可能性极低
去年，总统朴槿惠亲自主导制定《第三次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2016年至2020年）》政策，决心通过改善就业、住房、教育政策等，多管齐下解决严重的人口问题。按此计划，2016年韩国的新生儿数目应达到43.87万个，到2020年要增至48万个，生育率提至1.5。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来，今年要达标的可能性很低。
据韩国政府的最新统计，今年1月至5月，韩国共有18.23万个新生儿出世，较去年同期减少1.2万个，今年全年新生儿总数将跌至42万个，成为韩国自1925年进行人口统计以来出生人口最少的一年。
韩国政府一高层人士这么说：“我们看到一个非正式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的生育率不到1.2名，我们都非常震惊。政府各部门重新检讨对策后，同意今后每半年到一年将继续修订政策内容。”
韩国执政党议员金学荣指出，过去10年间，韩国累计投入约80万亿韩元（约967亿新元）用于解决生育率过低的问题，但没有看到成效。
他认为，韩国至今仍没有总管生育政策的指挥中心，只有保健福利部旗下的人口政策组的15名人员在处理低生育率的问题。若这样发展下去，这个国家将看不到未来，总统应该立即成立一个指挥中心，全面负责解决低生育率和人口高龄化问题。
韩国主要报章《中央日报》不久前，就此课题在头版头条做了报道。该报道称，新加坡和韩国的生育率同样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但新加坡政府不仅积极推出政策鼓励人们多生孩子，还设立生育政策指挥中心“国家人口及人才署”。这是更全面、更积极的做法，值得韩国当局借鉴。
首尔市“女性家族基金会”研究员张真喜告诉记者，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但韩国家庭，尤其是年轻夫妇生育孩子的意愿仍然不高，主要是因为这些鼓励措施还停留在施予“小恩小惠”。这些所谓的鼓励政策相比于女性的职业发展机会、家庭发展计划、养育孩子的压力等因素，都只不过是一些细枝末节，无法发挥实际的激励作用。
要求政府放宽外籍保姆政策
随着妇女教育程度日益提升，完全退居家中相夫教子的妇女相对减少。很多上班族妈妈都表示难以兼顾育儿与家务，对她们来说，生育不再是“天职”。
接受记者采访的韩国妈妈们一致表示，如果政府要鼓励民众生儿育女，就应该放宽外籍保姆入境的政策，减轻聘请保姆的经济负担，让她们有了宝宝，也可以继续工作。
育有6岁和3岁两个儿子的家庭主妇千贤廷（41岁）说：“韩国托儿所不收24个月以下的婴儿，我生孩子后只好辞掉工作。三年前通过中介请了来自中国黑龙江省的朝鲜族阿姨，他们会讲韩文，文化习惯也相近，对我的帮助很大。每月我给她170万韩元（2066新元），阿姨和孩子感情不错，保姆费也合理，如果没有她，我恐怕没法照顾好两个孩子。”
中国朝鲜族保姆在韩国大受欢迎，主要是因她们的工资比韩国保姆低，两者相差多达50万韩元（607新元）。来自中国的保姆大多是45岁至55岁，一般比韩国保姆年轻健康，加上有相似的语言和文化习惯，因此较具优势。不过，随着需求越来越大，这些朝鲜族保姆的收费也不断上涨，如今已不是人人都请得起了。
舆论：引进外国女佣有助提高生育率
朴美淑（39岁，上班族）说：“结婚10年了，老公和我的工资都没怎么涨，朝鲜族保姆费却涨了很多。我原本想请个韩国保姆，但她们每月收费至少250万韩元（3039新元），实在太贵了，所以请了一个朝鲜族阿姨，每月给她200万韩元（2431新元）。虽然负担也挺重，但没有办法。我不想辞职，只好把大部分工资都花在阿姨身上。”
曾在新加坡生活五年的刘姓自雇人士（42岁，女）说：“在新加坡生活时，我请了菲律宾保姆。她很专业，工资大概是600至700新元。但回来韩国后发现，这里的保姆费太贵了，如果请钟点保姆，每小时就要1万韩元（12新元）。我真的很怀念在新加坡的生活。在韩国，出去工作似乎就只是为了赚保姆费。”
舆论认为，如果政府引进外国女佣来协助职业妇女照顾孩子，对提高生育将有所帮助。
韩国延世大学教授牟钟璘日前发表一篇论文说道：“31岁至39岁年龄层的职场妈妈大都愿意请收费低的外籍保姆，如果政府开放外籍保姆市场，韩国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率将提高10%。”
“3D工作”非常依赖中国朝鲜族
韩国企划财政部官员坦承，现在韩国的职业妈妈必须付得起每月200万韩元（2431新元）的保姆费或父母愿意帮忙照顾孩子才能继续工作，不然只能选择辞职。如果政府放宽限制让外佣入境，韩国年轻夫妇就不会对生育感到负担过大，生育的意愿也就比较大，也可以让更多妇女回返劳动队伍。
不过，韩国劳动部方面则持不同看法，该部官员说：“若引进外籍保姆将影响韩国女性的就业机会。而且外籍保姆到了韩国后，如果到工厂工作可以领取超过150万韩元（1823新元）的工资。因此不排除她们入境后从事不同行业的可能性。”
对此，《朝鲜日报》有分析报道批评政府的做法，即允许月薪200万韩元（2431新元）的中国朝鲜族保姆进入，却不允许月薪70万韩元（851新元）的菲律宾保姆进来。报道指出，政府既然要鼓励生儿育女，那就必须想办法减轻上班族妈妈的经济负担。
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中国朝鲜族赴韩工作的人数日益增多。据统计，目前住在韩国的朝鲜族达75万人，一般从事家庭保姆、建筑工人、餐厅服务员等韩国人称为“3D行业”（Dirty Difficult Dangerous）的工作。韩国3D工作对中国朝鲜族的依赖非常大，有人甚至这么说，如果没有了中国朝鲜族，韩国经济将无法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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