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网讯）今天，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负责人就于欢故意伤害案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最高检指出，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和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情节不全面，对于案件起因、双方矛盾激化过程和讨债人员的具体侵害行为，一审认定有遗漏；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对此均未予认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从于欢的防卫结果看，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报道，最高检指出，从防卫意图看，于欢的捅刺行为是为了保护本人及其母亲合法的权益而实施的。为了保护合法的权益，这是正当防卫的目的性条件。合法的权益，并不限于生命健康，还包括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其他合法权益。本案中，于欢在认识到自己和母亲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到严重不法侵害、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持刀捅刺杜志浩等人的行为，正是为了保护自己和母亲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人身安全等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而实施的。一审判决书认为，“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派出所已经出警、其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这一法律评价虽关注到生命健康权，但忽视了对于欢及其母亲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对正当防卫保护对象的错误理解。
最高检指出，从防卫起因看，本案存在持续性、复合性、严重性的现实不法侵害。针对不法侵害行为才能实施防卫，这是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这里的不法侵害，既可以是犯罪行为，也可以是一般违法行为，包括对非法拘禁，公民可以进行防卫。聊城市检察院起诉书没有认定作为防卫起因，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书认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是错误的。
最高检指出，从于欢的防卫结果看，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从不法侵害行为看，虽然加害人人数众多但未使用工具，未进行严重暴力攻击，于欢身上伤情甚至未达到轻微伤程度；从防卫紧迫性看，出警民警已到场，虽然离开接待室，但仍在源大公司院内寻找报警人、了解情况，从接待室可以清晰看到门前警车及警灯闪烁；从防卫行为保护的法益与造成结果体现的法益衡量看，要保护的是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造成结果体现的法益是生命健康，两者相比不相适应。于欢使用的是长26厘米的单刃刀，致伤部位为杜志浩身体的要害部位（肝脏），捅刺强度深达15厘米，造成1死2重伤1轻伤的严重后果，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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