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台
陈列 本报特约
李显龙总理本周访问以色列，
在希伯来大学演讲时提到两本关于以色列的书籍，
一本是他少年时代读的《出埃及记》，对他有很大的启蒙作用，
另一本是《我的应许之地》。一本是小说，另一本是非小说，
以不同手法展现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奋斗史，但说的都是历史。
大作家们喜欢把历史上动荡的时代写成小说，
即以历史事实为骨干，加以想象升华，通过生动的人物和故事，
重新叙述、重新建构历史，赋予生命活力，
补充了枯燥的历史著作所匮乏的生活肌理。
李显龙总理本周访问以色列，在希伯来大学颁授名誉博士荣衔的仪式上发表演讲，强调新以人民之间的友谊，也表达了我国对以巴重启直接谈判，达成公正持久的两国方案，让以巴人民和平共处的愿望。
他详述了新加坡和以色列的历史渊源，也赞扬以色列人克服万难的不屈不挠精神。他认为以色列的故事能引起新加坡人的共鸣，也能对我国产生强大的启迪作用，并提到他所阅读的两本关于以色列的著作。
一本是里昂·尤里斯（Leon Uris）的小说《出埃及记》（Exodus），一本是阿里·沙维特（Ari Shavit）的历史论述《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 And The Tragedy）。
前者是他少年时读的小说，书中情节让他留下深刻印象。建国总理李光耀后来也读了这本书，并做出以下的评论：“小说家淋漓尽致地论证了建国的正当性以及那些以色列建国者的热忱。”
而以色列国父大卫·本古里安也做过类似的评语：“作为一件艺术创作，它并不怎么样，但作为一件宣传品，它却是关于以色列最伟大的文件。”
总理还说，那些与他年龄相仿的人，应当会熟悉这部小说。他极力推荐这部小说。
说得没错，我和总理年龄相仿，的确知道也略读过这部小说。
1960年代末，我刚从华校转英校，念的是教会学校，第一次接触英国（西方）文学，突然从中国古诗词跳到莎士比亚和狄更斯，受到极大的文化震荡。教会学校阅读风气很盛，当时不少同学都一窝蜂读尤里斯的《出埃及记》，后来随同学到学校对面的MPH书店逛，才发现这是当年的畅销书，联同尤里斯另一部小说《黄宝石》（Topaz），并列在书店最显眼的位置。
原来那时代的英校生最崇拜的外国领袖是遇刺身亡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最佩服的国家是以色列。那时以色列刚打完第三次以阿战争，在1967年6月，只花六天功夫，把阿拉伯国家打得落花流水，摧毁敌方400多架战机，一举占领了加沙地带、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原，以及耶路撒冷东城区共六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从此缔造在中东地区所向无敌的神话。国防部长“独眼将军”达扬更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当时有关以色列的读物并不多，难怪同学都在恶补《出埃及记》。我入乡随俗，趁暑假向同学借阅，无奈当时英文阅读能力不强，只读了三分之一便放弃。然而即使是略读和一知半解，对以色列的同情和好感却油然而生，也第一次接触到“Holocaust”（犹太人大屠杀）这个惊心动魄的字眼。
小说写的并非《圣经》里摩西带领犹太奴隶离开埃及到达上帝应许之地的故事，而是讲述二战之后犹太人复国运动和建立以色列国的奋斗史。书名是取自从塞浦路斯出发，把600多名纳粹集中营生还者运往巴勒斯坦的一艘船只的名字。
对这本书的进一步认识是后来看了好莱坞摄制的同名电影，加上中国大陆几年前翻译了这部巨著，在网上断断续续读了一些精彩章节。
《出埃及记》是犹太建国史教材
《出埃及记》名为小说，实际上是一本犹太建国史的教材，很多情节都是重要历史事件的真实写照。
尤里斯花了不少笔墨描写20世纪犹太人在欧洲经历的那场浩劫（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描述尤其叫人动容），然后才进入以色列建国的主题。
根据作者自述，他是犹太裔，当过战地记者，为了写这本书，他重返以色列，跋涉八万公里，走遍城乡、采访了1200多名各界人士，在厚厚的口述资料基础上，通过纪实文学的手法，撰写了这部长篇小说，并于1958年成书出版。
尤里斯通过犹太人的视角，描绘了大屠杀幸存者在移民巴勒斯坦的过程中，与中东地区的托管者英政府、阿拉伯国家和原住民部落之间产生的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书中人物虽属虚构，但隐隐约约有迹可循，例如炸毁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的复国主义恐怖分子团伙，就让人想起搞恐怖活动出身，后来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的以色列总理贝京。
那艘“难民船”扮演的角色，则在于它遭英军封港拒绝放行时，船民们不惜以绝食和自杀为威胁，唤起全世界对犹太问题以及以色列复国的重视。
此书历久不衰，对后世影响深远。中文版书目就列出不少美国媒体的评语。《纽约先驱报》说它“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深入浅出的启蒙特质”，《芝加哥论坛报》说它是一部“满怀热情、很有说服力的关于以色列诞生的小说”，《纽约时报》说它是“欧洲犹太民族遭受的非人待遇、19世纪至21世纪移民巴勒斯坦的艰难、直至以色列成立的一个充满激情的总结”。
加上李光耀和本古里安的评语，不难理解此书为何被视为弘扬以色列精神的最伟大文宣。
有评论家指出，尤里斯以一部畅销小说的形式，伴随着同名电影和主题曲的回响（参考副文），重新塑造了犹太人在美国和西方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1990年代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把软实力定义为：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
毫无疑问地，早在50多年前，《出埃及记》就已经是对历史进行传奇化书写而彰显文化软实力的成功例子。
《我的应许之地》表达了
以巴问题复杂和悲剧性
说回总理提的第二本书《我的应许之地》。他说，“与《出埃及记》不同，这并非一部小说，这是关于以色列故事的深沉有力的阐述，通过个别以色列人的经验与反思，也通过阿拉伯人的视角——那些在犹太移民之前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沙维特的书清晰地表达了以巴问题的复杂和悲剧性，以及为何问题迟迟未解。进步将需要来自双方的巨大想象力、毅力与政治领导力，以及福星高照和非凡力量的加持。”
一本小说，一本非小说，以不同手法展现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奋斗经历，说的都是历史。
这是小说和历史著作可以相辅相成的典型例子。
技巧高明的作家喜欢把历史上动荡的时代写成小说，即以历史事实为骨干，加以想象升华，通过生动的人物和故事，重新叙述、重新建构历史，赋予活力，补充了枯燥的历史论文的不足与匮乏。
旅美华人作家哈金说过，人们对其他国家的历史是不关心的，但文学创作使这种传播有了可能。
大文豪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小说通过其卓越的叙事功能，将潜隐的、散落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表现出来，以艺术的手段展示一个民族的生存历史，表达民族的心路历程和心灵世界，从而完成对民族心灵史的发掘和书写。
所以有人说，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比读同一时期历史学家的著作更能了解法国社会。
这好比人们常问，看《三国志》好还是看《三国演义》好，最简单的答案莫过于：《三国志》是正史，《三国演义》是以三国背景改写的小说，七分真三分假。所以，要想了解历史，最好是看《三国志》，想看一部荡气回肠的小说，那就要看《三国演义》。
但此话也未必准。
毕竟皇帝当家，谁敢逆他意，就算是官方的纪录也未必是公正的，如果史书都是完全正确的，那还要历史学家来干什么？
而在历史学家写的历史以外，我们为什么还要有小说家书写的历史？
很简单，《三国志》简略、《三国演义》详细。《三国志》曲高和寡，《三国演义》通俗易读。
以“三顾茅庐”为例，有人做过考证，《三国志》只用了12个字：“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而《三国演义》则从第37回中写到第38回中，用了整整一回篇幅，将近4900字，把三顾茅庐写得活灵活现，如临其境似的。
如果没有罗贯中替陈寿补笔，这段“历史”将被湮没。
有个笑话说，如果没有《三国演义》，香港警察和黑社会恐怕拜的不是关公，而是其他神佛。
卡特对中东和平劳苦功高
言归正传，几十年来，以色列建国和以巴冲突的缘由一直是人们激烈辩论的话题。而以色列也长期占据舆论的上风。但随着一些有良知的贤人站出来替巴勒斯坦人发声，形势不再是一面倒。
美国前总统卡特对中东和平劳苦功高，曾在1978年总统任内促成以埃和平条约。下台后仍孜孜不倦为和平耕耘。
2006年他出了一本书，《巴勒斯坦：要和平，不要种族隔离》（Palestine: Peace, Not Apartheid），批判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在西岸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结果遭美国国内尤其是国会里亲以色列势力的反弹，指他抹黑以色列和污蔑犹太人，甚至要他道歉。幸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人权情况观察员出面声援，举出实例说明以色列多年来以军事占领之名，对巴勒斯坦行殖民统治之实等种种劣迹。
卡特这部著作在美国主要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打破禁忌，言人之不敢言。
这本书已出中文版，取名《牢墙内的巴勒斯坦》，就像《我的应许之地》一样，有助读者了解以阿对峙的根源和以巴冲突的症结。
据报道，卡特次年接受英国牛津大学为表扬其外交成就和促进人权民主方面的贡献而授予名誉法学博士荣衔时，以此书为主题，发表中东公正和平的演讲，一针见血地指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增长，穆斯林世界敌视美国的程度前所未见，这同圣地巴勒斯坦正义得不到伸张，不断发生流血冲突，是息息相关的。看不出这点，不但愚蠢，同时也挺危险。”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十年后回头重读卡特的演说，不得不佩服他有先见之明。
小说催生“国歌”
《出埃及记》小说1958年出版以来，风靡全球，据报已翻译成50种语文，单在美国就销了2000万本，曾被誉为和《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齐名的畅销作品。
1960年，好莱坞打铁趁热，把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由保罗纽曼主演，金牌导演奥图柏林明加制片兼导演，票房成绩很好。
美中不足的是，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描述的犹太人长期遭迫害和纳粹集中营浩劫的惨状，在电影中被轻描淡写冷处理，而把剧情集中在复国斗争和男女主角之间的情爱。
影片提名金像奖，获得1960年奥斯卡最佳电影主题曲和1961年金球奖最佳主题曲。当时主题曲只有音乐，没有歌词，据说是填词人交上来的各个版本，都不符合作曲人、导演和制片的要求，直到1961年圣诞节才“奇迹”出现。
圣诞前夕，有金嗓子之称的福音歌王白潘（Pat Boone）在家听音乐，突然文思泉涌，脑里冒出一句歌词：“这是我的土地”（This land is mine），他赶紧抓起身边唯一的纸张——一张圣诞卡，写下歌词，跟着又想到第二句：“上帝给了我这土地”（God gave this land to me），和第三句：“给了我这勇敢、黄金般的土地”（This brave, and ancient land to me）。他下笔如飞，没两下字就把歌词填满。
白潘形容填词经验“如有神助”
他后来形容这次填词经验“如有神助”。
白潘取得作曲人同意后，马上灌录单曲“Exodus（this land is mind）”，锦上添花，把原本就气势磅礴的乐曲更推上一层楼，风靡了欧美乐坛。歌曲传到以色列后，以色列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更是如痴如酔，认为这首歌给他们带来希望。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有个男孩叫做本雅胡达（Shaya Ben-Yehuda），是大浩劫生还者的儿子。他受访时说：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总觉得我们的人民受到了遗弃。但听了这首歌，我们才明白自己不再孤单，这对我别具意义。这首歌百听不厌，我就是听这首歌成长的。”
本雅胡达后来成为以色列犹太人屠杀纪念馆的国际总监。
他当了总监后联络上白潘，索取歌谱拷贝，白潘索性好人做到低，把那张涂满歌词的圣诞卡捐给纪念馆长期展出。李显龙总理在耶路撒冷访问期间，参观了纪念馆。
以色列人热爱这首歌，很多人包括白潘本人都称它为“犹太人第二国歌”（The second Jewish national anthem）。
歌曲后来被许许多多大牌歌星翻唱和翻奏，男歌手方面，除了白潘，安迪威廉（Andy Williams）和麦特门罗（Matt Monro）的版本最好。翻奏的版本则有双钢琴演奏家Ferrante & Teicher，名指挥家Mantovani等人。克罗地亚新浪潮钢琴家Maksim Mrvica混合电子音乐的版本也不错。大家有空不妨上YouTube观赏。有些视频还附上以色列壮丽河山的风景，蛮壮观的。
可以说，是小说催生了“国歌”。没有小说《出埃及记》，就不会有同名电影，没有电影《出埃及记》就不会有同名主题曲，要不是主题曲有曲无词就不会有白潘填词，没有白潘填词就不会有第二国歌。
自1985年以来，我国几乎每年国庆日都会推出一首新的国庆主题曲，也叫爱国歌曲，有好多首确是朗朗上口，颇能引起共鸣，几乎人人都会哼几句，例如：“Stand Up for Singapore”（1985）、“Count On Me Singapore”（1986）、“We are Singapore”（1987）、“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ingapore”（1990）。倒像是越老的歌越好唱。
若叫你选第二国歌，你会选哪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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