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南亚虽然历史关系久远，但著名学者王赓武教授认为，中国与东南亚更紧密的衔接，是邓小平时期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新格局。中国目前还在学习应对新格局，对东南亚的影响虽然日趋显著，却仍称不上深入。
新加坡管理大学前天（6日）举行题为“中国在东南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多大、多深、多正面？”的论坛，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兼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分享见解。
王赓武从历史角度梳理中国自古与东南亚区域的往来。他指出，中国人是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殖民国从16世纪起来赴东南亚后，才开始以较显著的数量前来东南亚经商。除了一些经济活动，中国历来对东南亚的文化影响其实非常小，双方建立的政治关系也微不足道。
他认为，中国经济真正与东南亚接轨，是在中共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1978年起推行改革开放之后。当时，中国经济通过全国港口与东南亚连接，而中国在东南亚经济发挥的角色，也从个别商人提升至国家层面。
他说：“中国被纳入一个它从未经历过的全新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开放并面向海洋后，其发展模式是前所未见的。”
王赓武指出，中国的经济对外开放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海洋和航行自由，而中国仍在学习如何应对这个新格局。他说，“中国才刚开始意识到它们需要海军，（明代航海家）郑和之后，他们忘了海军的意义……我不认为他们已经明白拥有海军军力的意义是什么。”
王赓武认为，面对一个以海洋为依托的市场经济新格局，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虽然日渐显著，却仍称不上深入，是否能发挥建设性作用也还个未知数。
王赓武也提到，中国和中共政权对宗教缺乏理解，同样限制了其在东南亚发挥的影响力。他说，中国历来并未输出宗教到东南亚，而是从东南亚汲取佛教思想，带入中国。“对中国而言，对他人宗教的不理解，以及对宗教在他人生活重要性的不理解，构成了理解世界的一大障碍……没有任何人或国家能否定宗教的重要性，如果中国人不明白，就无法成功影响他人。”
沈大伟也认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足迹虽然广泛，却不够深入和具影响力。他从国际战略角度分析说，中国除了在南中国海课题姿态强硬之外，在其他领域未有显著影响力。例如，中国至今未在任何重大世界课题上扮演协调员的角色，也未组织过联盟。
聚焦中国与东南亚，沈大伟认为，中国在本区域仍缺乏软实力，在多边机构的外交举动有“越界”的倾向。另一限制中国影响力的因素是，以往注重阶级意识和赏罚制的传统“朝贡系统”如今已不再适用，许多国家不愿回到这样的相处方式。
不过，沈大伟也认为，中国的权力虽然比东南亚大，但目前仍看不出它以此“实力悬殊”的关系作为显著杠杆，来处理东南亚的关系。“如果北京真的要的话，它能以更具威迫力的方式，为东南亚制定条件。”
王赓武认为，中国仍在学习应对新格局，过程中可能引起他人不满，但无论如何，中国一直都在热衷学习。他总结说：“让多数人惊慌的是，中国学习速度非常快……他们什么都学，从美国的做法和美国软实力，到国际机构和国际法，不尽然全都喜欢，却仍不断学习再学习，这是需要记住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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