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简称“海丝博览会”）9月21日开幕，今年展会又多了一个新的元素——“粤港澳大湾区”。
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是专门提出，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规划纳入本届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这是我国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格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及稳步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借力“粤港澳大湾区”支撑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是广东难得的发展机遇。
构建粤港澳合作新格局
与过去粤港澳合作的传统格局比较，当前三地合作要构建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则是全新的，其“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理念和标准新。过去的开放比较强调招商引资的数量，而现在重视的是招商引资的质量，因为数量的累积也许对于地方政府打造GDP会有帮助，但是只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没有实现，GDP数量再多也无法确保GDP质量的提升，因此，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目标之一在于通过对外开放倒逼改革进程的深化，让地方政府摆脱GDP崇拜的传统理念，致力于引进国际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让国际投资者在广东投资如同在纽约、伦敦、香港等国际城市投资一样，为此，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变成了广东需要对标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二是“依托”和“抓手”新。过去强调对外开放，只是侧重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里通过为外资企业提供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政策激励，然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之间并没有多少的关联，而长时间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很容易造成税收洼地现象；而现在广东强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则是要把包括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国家新区、自贸试验区等都变成对外开放的依托和抓手，而这些区域之间不再是信息孤岛，而是相互联系、相得益彰的投资平台，在此基础上，上述的区域还必须与珠三角的其他城市乃至广东的其他地区实现产业、技术、人才、信息等共享和融合，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此一来，才能在互联网+的年代通过把各种资源加速整合来回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所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
三是所构建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于经济活动的传导机制新。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可以把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和国际金融中心以及澳门作为国际旅游休闲中心对于广东的辐射功能加以放大和强化：一方面，港澳的现代服务业通过广东的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强化其对广东的加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也对于广东引进和发展先进制造业产生支持功能；另一方面，粤东西北地区的潜在市场又为港澳地区巩固其作为现代服务业中心乃至国际城市的地位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可见，粤港澳三地共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能够把扩大对外开放寓于深化改革之中，这正是过去的对外开放格局没有完全具备的功能；
四是对外开放的着力点新。要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是众多的对外开放的单点的集合，而是就对外开放进行顶层设计。在我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就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最重要的平台，其本质是扩展版的广东自贸试验区：自贸区进行制度创新试验，先行先试成功后再复制推广到其他地区和城市，但是自贸区的地域面积毕竟受限，扩展版的试验区的工作就是要围绕那些为了扩大对外开放而进行制度创新试验的人作为核心来展开，让这些人能够充分相信在大湾区生活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不仅基本公共服务、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与国际规则和标准接轨，而且在工作机会、创业环境等领域比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更为优越。而要让人能够安居乐业，当务之急就是充分借助目前粤港澳三地轨道交通设施已经四通八达的有利条件，尽快建成一国两制下的湾区经济和城市群，从而形成我国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
连接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快速通道”
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借力“粤港澳大湾区”支撑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是广东难得的发展机遇。
目前正在规划当中的“粤港澳大湾区”，由珠三角的九个城市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所组成，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位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战略要塞，拥有香港、深圳、广州三个世界级大港口，地域面积四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000万。尽管大湾区占全国的土地面积不足1%，人口数量不足全国的5%，却于2015年创造了全国经济总量的13%！就国际湾区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仅排在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之后，名列第三位。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高铁网、地铁网和轻轨网三网合一的时代即将来临，湾区内一小时生活圈正在加速形成；更重要的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已经集聚了具相当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例如，就产值而言，深圳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电子制造基地，其在珠三角地区的湾区气质也日渐体现出来了；湾区内还聚集了六个国家级高新园区、两个国家新区以及南沙、前海、横琴三个自贸片区，三十多所拥有研究生培养资格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全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对于在经济新常态下整合我国现有的区域经济和产业资源，应对全球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挑战以及保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态势具有深远的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是扩展版的自贸试验区，而自贸区则是中国民营企业走向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从事贸易投资活动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先进制造业走进中国市场的试验田和前沿阵地。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把国际上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请进来，而中国企业在顺利走出去之前，需要了解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国家的法律制度、金融体制、文化习俗等等，这是自贸区需要为走出去企业进行热身的原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是基于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有聚居的人口、集群的企业，加上提供制度创新试验的广东自贸区，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走向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最佳试验场。
此外，由于“粤港澳大湾区”之中蕴含着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因素，而香港作为著名的国际城市，其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长期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将成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和地区的“快速通道”。
营造与国际接轨的良好营商环境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涉及一国两制下内地与港澳地区的融合发展，需要突破当前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的合作瓶颈。尽管2009年以来广东不断推进珠中江、深莞惠、广佛肇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成效依然未如理想。自2015年以来，广东省已经调整了发展战略，突出了广州、深圳两个中心城市对珠三角其余七个城市的产业带动和创新驱动作用。如果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背景下能够通过开放倒逼珠三角乃至粤东西北地区的地方政府的机制体制改革进程，那么粤港澳的融合发展将变得更为顺畅。
具体而言，粤港澳三地的企业应该在大湾区联手营造与国际接轨的良好营商环境，从而尽快聚集一批有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项目，当先进制造业项目集聚到了一定的规模时，粤港澳三地在国际化产业分工体系之中的地位将会得到提升，与国际企业的谈判能力也将大大增加；其次，在大湾区建设过程中，粤港澳三地企业应该联手打造可供雄安新区开发作参考的“小雄安”模式，例如，三地企业可以携手在广东的粤东西北地区参与开发，利用广州作为省会城市，深圳作为创新中心，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科技、人才、管理、金融等资源，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的区域合作新模式，而大湾区建设对现代服务业需求将对包括出口商在内的企业带来重大发展机遇；最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必然要求珠三角地区在港口、码头、物流体系甚至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上加强协调与合作，从而更有效地与香港对接，因此在新形势下，三地企业应联合在供应链金融、融资性租赁等金融创新领域开展合作，并从中获得业务拓展的机遇。
（林江，作者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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