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居民之路怎么走

沈越、周雁冰／报道 (2012-04-30)

吉娜希望小女儿黄乙敏能在新加坡成长，但因为缺乏亲人帮忙照顾而苦恼。（龙国雄摄）

居住了近30年才成为公民

　　来自马来西亚柔佛永平的陈春华（54岁，工程项目经理）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了29年，终于在前年决定放弃马来西亚国籍，入籍新加坡。

　　陈春华的丈夫是土生新加坡人，一对子女也在这里出生和成长。对她来说，获得公民权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过，在近30年的岁月里，她却宁可当一名永久居民。

　　她说：“老实说，我对马来西亚还有依恋，因为亲戚们都在那里。”

　　随着儿女们长大后以新加坡为家，陈春华认为回马国生活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问题。她说：“申请成为公民，也是为退休做准备。现在我有工作，不必担心医疗保险的事，但是退休后，如果还是永久居民的话，就需要付更高昂的医药费。”

　　“况且退休后如果想继续留在新加坡，可能还需要做各种繁琐的手续，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成为公民。”

　　许多与陈春华同期来新加坡工作的原马国籍永久居民，也在这个节骨眼上陆续成为了公民。她说：“我身边至少有四五名朋友都选择这么做。”

　　成为新公民两年，陈春华不觉得生活上有什么显著变化。她解释说：“新马一衣带水，文化接近，成了新加坡公民，我的自我认同也没改变。

　　“当然，新加坡护照比马国的更好用，去中国或美国公干无须签证。成为公民后，我也能在每年的财政预算案下受惠。”

　　唯一不便的是，逢年过节回马国，她不能随心所欲地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她说：“问题其实不大，因为工作的关系，最多也只能住上三四天。”

　　本月中，卫生部宣布进一步调低永久居民的医药费津贴，陈春华庆幸自己早一步成为公民，不受新政策的影响。她认为，新政策可能会导致一些年轻外国专才不愿在这里定居，也可能波及一些相对弱势的群体。

　　她说：“那些有工作的永久居民通常有公司的医疗保险，但是没有工作的永久居民，如外籍家庭主妇就可能会受到更大冲击，那么一个永久居民家庭的负担就会更重。”

10多年永久居民不愿成公民　

　　40多岁的胡霞珍（房地产经纪）16年前离开中国广东来到新加坡，并很快成为永久居民。和她一起来的丈夫，在前年成为公民，而她自己却至今还没决定是否要成为公民。

　　胡霞珍说：“不成为公民，绝对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新加坡，而是根的问题。

　　“我对家乡的亲戚还有很深厚的感情，这种血缘关系是剪也剪不断的，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很容易地回去。一旦拥有公民权，这一层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希望政府和新加坡人能理解我们这些永久居民的心情。”

　　不过，胡霞珍并不担心他人的异样眼光。她说：“我并不在意人家怎么看我，最重要的是我怎么看自己。就算成了公民，我的祖先依然是中国人，这是改不了的。就好像本地一些受华文教育的老一辈，见到我时总是很亲切友善，可能就是因为我让他们想到他们来自中国的父辈。”

　　最近，永久居民在孩子入学、购买房产和医药津贴方面，都面对新的限制，越发突显出公民身份的好处，迫使永久居民考虑入籍。

　　胡霞珍认为，这些新政策对自己的影响不大，因为她没有孩子，也已购买房产。

　　她说：“问题不是很复杂，目前我的健康还很好，也购买了医疗保险，所以医药津贴是否减少都不要紧。况且我不是因为哪里福利好，才选择去哪一个国家。人还是要自食其力，才能让生活更好。随着环境的改变，自己的心态也要跟着转变。”

　　胡霞珍认为，许多来自中国的永久居民不想成为公民，主要是他们想回去养老，新政策不一定能鼓励他们入籍。

　　她说：“新加坡生活水准高，人老退休后没有养老金，只靠公积金和储蓄生活，会有压力。其实，永久居民老后回国，对新加坡是一件好事，政府可节省老人医疗津贴上的开销。”

　　对于政府正在明显区分公民和永久居民所获得的权益，胡霞珍表示可以理解。

　　她说：“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我当然不希望看到永久居民被当成是二等公民，因为我们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在这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抛开自身利益，从宏观立场思考，我还是能接受政府的做法。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可能是考虑到社会迅速老龄化，而把部分资源从永久居民身上转到其他地方。”

　　然而，胡霞珍也认为，区分公民和永久居民待遇不是长远之策。

　　她说：“政府和新加坡人应该更包容永久居民，永久居民则应该更谅解对方，双方应该取得的是共识，而不是对立。”

永久居民政策改变影响生育决定

帕里差察认为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很重要。（龙国雄摄）

　　来自泰国的帕里差察（33岁，软件工程师）10年前来到新加坡，在5年前成为永久居民。一年半前，她与新加坡籍丈夫共结连理，转眼已到了生儿育女的人生阶段。

　　帕里差察说：“到了我这个年纪，应该已有孩子。但是最近政府对永久居民的政策变化巨大，我想清楚了解政府的大方向是什么才生孩子。因为有孩子不仅仅是生孩子，还关系到以后能给孩子什么样的生活。”

　　帕里差察认为，降低永久居民的优惠和津贴，与新加坡国家人口战略是互相矛盾的。她说：“新加坡一方面希望吸引外国人才，增加替代人口，另一方面却增加各种限制。如果这里没有支持永久居民的良好配套，有谁愿意把孩子生在这里，然后从永久居民转为公民？”

　　“我的丈夫是新加坡人，所以问题不大。但是那些两人都是永久居民的夫妇，就需要做更艰难的决定。”

　　帕里差察也认为，政府许多区分公民和永久居民待遇的新措施令人感到迷惑。她说：“我想大部分在新加坡的泰国人对这些新措施一知半解，政府何不尝试通过泰国人协会传达这些信息，让我们知道还有人在关心我们。”

考虑把孩子带回泰国

　　帕里差察的同乡吉娜（36岁，讲师）与新加坡籍丈夫育有两名分别是7岁和3岁的女儿，她已感觉到永久居民在新加坡养育孩子的不便。

　　在吉娜泰北的家乡，孩子传统上都由祖父母照顾。丈夫的父母早已过世，所以只有吉娜自己的父母能胜任。但是，当局只批准了吉娜母亲的长期准证卡，拒绝了吉娜父亲的三次申请，让老夫妻人过半百了还要分居两地。

　　吉娜无法理解为何政府对女佣敞开大门，却不让永久居民的父母一起来本地帮忙带小孩。她说：“国家希望有更多小孩，但没想到小孩需要人照顾。比起让女佣照顾孩子，我当然更信任自己的父母。”她希望两名女儿在新加坡成长，但正在考虑把她们带回泰国，因为“毕竟那里有更多亲人能照顾她们。”

　　吉娜也认为，新加坡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宽更广，敞开胸怀。她说：“我看到很多嫁给新加坡人的泰国母亲，怕孩子跟不上新加坡主流，而不让他们讲泰文。”

　　“我觉得那很可惜，混血孩子拥有的双文化是他们的优势，所以绝不应忘记自己其中的一条根。如果能好好培养孩子，将来这条外国根将能为新加坡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