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山

　　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多年来摇摆不定，两国之间摩擦不断，原因何
在？作者分析美国国内的种种政经因素，说明美国有本身的顾虑，却
又不知道如何妥善解决。

　　中美关系又进入阴雨期了。除了长期以来的人权、台湾、西藏等
争执，加入世贸问题经过“黑头发变成了白头发”之久也未解决，贸
易逆差、政治献金、卫星技术泄露、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等问题一个接
一个，没完没了，最近又大肆流传耸人听闻的核武器间谍案件。

　　纵观几年来中美关系的起伏动荡，事端迭起，其起因大多来自美
方，特别是其内部的策略的摆动或不同派系的争执。对此，中国政府
和民间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那就是：“美国国内总有一小股势力和
噪音，试图破坏和阻碍中美关系友好发展的势头。”

　　然而，中国方面的这种解释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想当然的和一
厢情愿的理解，出于对美国国内政治和舆论的有关信息不甚了解。了
解美国主流媒体和公共舆论的人都清楚，敌视中国、妖魔化中国、怀
疑中美合作的舆论，占据了美国主流媒体和舆论的主导地位；相反，
支持中国、倡议发展中美关系的言论，才是“一小股声音”。

　　在这方面，海外华人的一些舆论，能够将问题看得更进一步，它

们指出：最近以来的反华声浪，和弹劾总统之后民主、共和两党之间
的怨恨和争斗有关，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周期日益接近大选前的角力
阶段，对华外交成为共和党攻击克林顿和民主党的把柄。然而，这种
说法无法解释：历次谴责中国的法案，以及刚刚出台的赫尔姆斯－霍
林斯公开信，都是两党共同赞助的。

　　另外，还有一种文化心理解释，即：冷战后美国失去了对手，因
而心理上需要人为地树立一个敌人，以充当美国文化意识中不可缺少
的一个假想敌；有人说这是一种过时的冷战思维，还有人认为这种文
化心理来源于西方基督教信仰中魔鬼的存在。这种看法当然很准确地
刻划了美国媒体对苏联、伊拉克、中国等美国的潜在敌人的如出一辙
的处理方法，但仍无法说明：美国的外交战略制订者，是否真的遵循
这种完全非理性的文化意识来作决策。

　　显然，无论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都主要基于理性计算。然而
，是外交战略理性决定国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影响外交，是值得研
究的。刚才说明了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噪音论”和“文化心理论”
的缺陷，下面将说明：两党斗争也无法全部解释美国对华外交的摇摆
不定。

　　这里，就牵涉到西方政治学中的两种对立的理论，特别是对美国
社会的体制结构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这就是所谓多元竞争模型和
权力精英模型。

　　多元竞争模式认为：西方民主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权力向一
切社会集团开放，各种势力公开、平等地竞争，公平竞争的主要途径
就是多党制和议会制度，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不断进行讨价还价、谈判
、妥协，而任何个别的集团都不可能长期取得垄断地位。这个模型长
期以来主导美国的政治学，但自从６０年代以来，受到挑战，一个与
之不同的，称作“权力精英理论”被提出来。

　　权力精英模式认为，在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只不过是一种表面
形式，真正实质性的政治决策，是通过一小批精英人物在幕后操纵完
成的。提出权力精英模式的人，如米尔斯（C. W. Mills）强调社会
高层圈子内的密切联系，巴克拉克（Peter Bachrach）关注政治议
程的幕后预设，而乔姆斯基关注大媒体的思想控制等等。

　　权力精英理论假如推至极端，就是所谓的“阴谋理论”
(conspiracy theory)，而阴谋理论常常被视为是缺少证据和说服力
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带阴谋理论色
彩的解释，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假使我们深入分析美国社会的体制结构，就会发现，权力精英模
式是更准确地反映现实。在表面上，美国制度中的总统、参众议员和
最高法院的法官是掌管着最大的权力。然而，只要分析一下美国社会
日常运作的过程，就会发现，最高利益中心和实际决策中心，远不在
于三权分立的政治家们的台前表演，而是处在幕后的，一个集社会等
级、经济实力、文化资本等各方面特权于一体的利益集团。

　　那么，美国对华政策上的左右摇摆、反复不定又是因为什么呢？
显然，这不是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固有政策之争。克林顿上台前批
评布斯的对华政策软弱，上台后其政策又完全和布斯雷同，而共和党
又批评他对华政策软弱，这已经成为一种定式。

　　其实，美国对华政策的犹豫和动摇，主要在于这项政策的高度困
难。在后冷战时代，令美国最为头疼的国际问题，就是中国改革转轨
的强烈不确定性，美国对此的忧虑，甚至超过它对危机中的俄国的担
心。

　　这一点，是中国方面所不太能理解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坚信现行
改革不可逆转，并将把中国引上现代化的大道，因而满怀信心、满怀
希望地走向世界、拥抱世界，并坚信中国的现代化和以美国为首的国
际体系有着根本共同利益，中国和美国能够携手并进。

　　然而，美国战略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悲观得多：美国知道，
像中国这样的不发达社会进行目前这种（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代
化，充满了巨大的风险：它有两种可能的前途：即实行外向依附型的
现代化（如伊朗、印尼），或自主发展型现代化（如二战前的德国、
日本）。如果是第一种前途，即外向依附型，当然符合美国的利益，
但却会在中国社会内部制造出巨大的鸿沟，导致亲西方的上层和民族
主义的下层的尖锐对立，从而产生社会崩溃和反西方革命的危险。

　　如果是第二种前途，即自主发展型资本主义现代化，那么，其后
果就更为可怕：这种发展模式注定要走上军国主义外向扩张道路，这
更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所不能容忍的。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判
断反而比大多数中国人要冷静得多、清醒得多；美国自己是明白在资
本主义体系内后起国家现代化是怎么回事的，不能认为老虎不懂得扑
食的道理。

　　中国根本不同于冷战中的苏联，但也完全不同于走向军国主义前
夕的德国、日本。其精英层的一部分其实在热切盼望实现亲西方的现
代化模式（如伊朗、印尼和战后日本的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又不
像伊朗、印尼等国家，而更像二战前德国、日本等有挑战实力的国家。

　　美国对华政策的难度就在此：一方面中国仍处在演变蜕化之中，
前景不明，因而难以找到长期对策，另一方面，中国具有超级大国的
实际规模，以往的任何围堵经验都难以奏效。从国际政治角度看，美
国的真正的困难在于：目标和手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鸿
沟，因此造成强烈的焦虑。

　　在具体操作上，最好的对策只能是：不断反复地进行“试错”（
trial-and-error）实验，并对“试错”实验结果进行评估。在这样
的“试错”实验中，需要软硬兼施，胡萝卜加大棒，威逼与利诱交替
使用，因此才显得美国的对华政策左右摇摆，反复不定。其实，这与
其说是内部不同派系的不同策略的斗争，不如说是：不断地“试错”
实验、不断地测试水温、不断地进行火力侦察的策略使然。

　　然而，每次“试错”实验的结果，都不是很令人满意（因为如上
所述，问题本身极为困难，很难有令人满意的对策），而克林顿作为
“识错”实验的执行者，在两党为私利而争斗激烈的时刻，自然要被
对手当成攻击的靶子。因此，与其说，中美关系是两党斗争的牺牲品
，不如说，克林顿才是美国对华外交两难处境的牺牲品和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