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眼前弘一的背影，是去是来，一样都是修行，都是人生，都要一步步认真经历和超越。
1926年10月，夏丏尊主编的上海《一般》月刊10月号，刊登了丰子恺写的一篇文章《法味》，作于8月4日，写他在上海和弘一法师见面的情形，特别记述了有一天他和友人陪弘一重访早年旧居城南草堂的经过。
文末写到了弘一法师的背影，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却有另一番风味。
当天早上出发时，简单朴实的弘一，只是“换上草鞋，一手挟了照例的一个灰色的小手巾包，一手拿了一顶两只角已经脱落的蝙蝠伞”，就出门了。
经过一天，他们几个人“步行到海宁路附近，弘一法师要分途独归，...就转身进衖而去。我目送着他，到那瘦长的背影，直到没入人群中不见了……”
文中的“衖”为巷弄，就是昔日上海处处皆有的弄堂了。
简单的文字，寻常的叙述，可以想象在夕阳西下的上海，繁华大街路口，人群攘往熙来，一道瘦长的僧人身影，一身灰色僧衣，挟着灰色小巾包，拿着黑布雨伞，独自走进街旁的巷弄里，转眼消失在闹市人潮中瞬间的一幕。
如此情景，如此寻常，却又好像有些特别的感觉，僧人与闹市，喧闹与安静，繁华与清修，交汇如流，不一不二，足堪回味，亦可深思，当然也可以淡然处之，各适其适，如同处世。
会有如此感思，当然因为那是弘一法师的背影，所以又更添了另一番意味，如同味外之味， 若能心领，就能神会。
更没想到的是在今天，我们还可以和当年的丰子恺一样，看见弘一法师的背影。
那是两张黑白老照片，说明很简单，只说拍摄地点是厦门街头和鼓浪屿的黄家渡码头；加上有记录称时间是1938年，如此而已，没有其他更多说明，也不知何人所摄。照片取自1991—9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弘一大师全集》。
当年拍照不易，一般人拍照都争取正面拍摄，谁竟然会如此“大胆”拍摄如此特别的照片？查看许多书刊，均不得要领，只能自己探讨。
根据1938年初弘一的行迹，这年初他确曾到过厦门和鼓浪屿，那是应鼓浪屿的“了闲念佛社”邀请，前往讲经。
该社是两位在厦门经商的漳州人林寄凡、严笑棠（兄为漳州商会会长）所组织，社址设于鼓浪屿龙头路林寄凡的“林氏了闲别墅”。因为严笑棠在漳州时与弘一曾有往来，便以该社名义，发出请帖，邀请弘一前往为该社的在家居士开讲《心经》，为时三天。
当时日军已占据金门，厦门战云密布，形势紧张，但弘一依然应邀赴约。
据各方材料整理，行程经过如下（当年记录均为农历，本文换算为公历）：
4月20日（农历三月二十）弘一从惠安回泉州，22日严笑棠专程到泉州承天寺迎接弘一去厦门，坐渡轮到鼓浪屿讲经。
据弘一写给“永春童子”李远芳的信称，预备讲经时间“大约廿六日起，讲三天”，即公历4月26日至29日。若讲经后在岛上过夜，则应于30日坐渡轮回厦门。
一星期后，局势更紧张，严笑棠等人遂陪弘一渡海到嵩屿，转乘汽车到漳州。他们离开仅4天，5月10日日军就开始进攻厦门，战争爆发。
依推算，弘一法师是1938年4月30日从鼓浪屿回厦门，就在那时候，留下了他打伞独自走向黄家渡码头渡口的一道背影。
另一张他在厦门街头的背影，服饰一模一样，取景角度略似，显然是同一时间所摄，摄影师应为同一人，才会同样选择这个与众不同的角度。
由于当时摄影机不是一般人所能负担，而负责接待弘一的严笑棠是位有经济能力的商人，自然最有可能是这位“神秘”摄影人或关系人了。
留存到今天的弘一法师这两道背影，一是步入街市，一是走向渡口，宛如入世与出世的象征，是写实的现场照片，却又仿佛别具深意。
尤其了解照片拍摄的时空背景，更会有另一番感受。
当时的厦门，已经危在旦夕，成为名副其实的危城，照片里的弘一依旧稳步前行，无惧无畏。
面对危局，弘一的态度始终冷静坚定而清楚，他多次表明“念佛不忘爱国”，国难当前，出家人也应该和受难众生一起，负起人人应有的责任，共赴国难，义无反顾，还立志必要时殉教，将自己居室取名“殉教室”。
如此弘一，如此精神，说明出世与入世，其实一样都在人世；能入世才能出世，反之亦然，问题只在入世为何、出世何为，如此而已。
如同眼前弘一的背影，是去是来，一样都是修行，都是人生，都要一步步认真经历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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