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诗歌能起怎样的作用?——访台湾诗人鸿鸿与许悔之

去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世界进入“后真相时代”,诗歌能在这个时代起怎样的作用?听听两名台湾诗人鸿鸿与许悔之谈如何在真伪难辨的时代,发挥诗的作用。

诗可以很简单很简短,对文艺爱好者来说,诗是入法之门,很多写作者都从诗歌展开他们的写作生涯。

吊诡的是,我们也深知,诗,其实最难。

诗,不仅仅是语言形式;诗,还要有“诗心”。

“年少是诗”这四个字似乎在说,长大了就会丢掉“诗心”。意大利作家艾可(Umberto Eco)甚至开玩笑地宣称:好的诗人在18岁的时候便把诗作全部烧光。

那么对诗人来说,这个“心”到底指的是什么?

来临的“文学四月天”公开论坛,以“新华诗歌南洋风”为主题,邀请台湾诗人鸿鸿、许悔之到新加坡分享他们的诗歌、创作理念,以及编辑经验。借此机会,记者在活动前向两位诗人求教,寻找“诗心”。

社会化诗心自然消失 

鸿鸿与许悔之出生在1960年代的台湾,鸿鸿长许悔之两岁,他们都在青少年时代走过戒严至解严,见证野百合学运、台湾第一次民选总统、经济起飞,也经历台湾现代文学纷呈灿烂的年代。

他们也都是风格强烈的诗人,鸿鸿大刀阔斧,语言意象如剑雨袭来,反思人的现状,积极介入社会议题,像一枚炸开僵固思维的“土制炸弹”。许悔之悲悯,探问生死,走向灵魂深处,结合佛法观照,在孤寂中寻求心灵的救赎。

谈到“诗心”,他们的答案很一致,也很不一样。

鸿鸿说,所谓“诗有别材”,即是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有别的“别”。

“年少正值童真遭逢社会化的巨大撞击,诗冉冉浮出,成为救命稻草。孤独、爱情等青年诗人热中的主题,都可以反映这种疏离感,那是一种背对社会的‘僻处自说’(引罗智成诗题)。一旦社会化彻底,诗心自然消失。能一直写下去的,往往是转而面向社会,有话要说。”

许悔之也表达相近的看法,他认为“诗心”像是少年少女的眼睛,“诗心”是对世界的好奇。“诗心”之所以丧失,是因为要长大,在体制里慢慢被消磨,比如在职场中,要妥协,人变得犬儒,要与社会一体并进,被训练要“温良恭俭让”,最后难以保有自我。

许悔之始终相信心灵,他说:“人类的心灵可以抵抗肉体的老化。诗让人相信世界可以变得不一样。人能从诗里得到修补与更新……即便是反抗者的诗,他们不也都希望世界变得更好吗?”

捍卫生活与生存的价值

当世界变得越来越麻木不仁,诗便像一记记棒喝。

有人说现在是小时代,环球化资本化使生活过于安逸,但鸿鸿不认为。他说,现在“处处有烽火、不义、人权与言论钳制,阶级倾轧,晚期资本主义的率兽食人。无论身处盛世或乱世、主流或边缘,写作者都应当捍卫生活与生存的价值──这也是我捻出‘卫生’二字的心意。”

鸿鸿提倡“街头诗学”,反对诗歌“贵族化”。(“文学四月天”提供)

鸿鸿创办的《卫生纸+》诗刊,去年10月完成使命发行了最后一期。诗刊2008年创刊,提倡批判性文学观点,“不流俗”,反对诗的“贵族化”,追求每期汇集“即令不震荡人心,至少能引人会心”的文艺创作,一出版即造成“卫生纸现象”,八年来对诗坛影响深远。

挑战主流,拒绝固化思想,似乎也是诗人的使命之一。

对此,鸿鸿表示,如果“主流”意味从众,文学与艺术则必须争取“独特性”。

“但挑战主流也有不同阶段的任务,如果这是个不义的世界,诗人别无选择,只能伸张正义;如果世界正义了,诗人便能卸下重担,自由地探索人性之恶。为了争取诗人作恶的权利,我们只能先好好伸张正义。”

翁山淑枝让人失望

谈到正义分配不均,许悔之也曾写过许多“反抗者的诗作”,他年轻时就旗帜鲜明地参与反核运动,多年来也为缅甸民主斗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翁山淑枝书写了许多诗篇,知名篇章《肉身》写道:“莫非那注定是/翁山家族舍身之土?像父亲一样,为了爱/必须用肉身抵偿……这一次,我将选择饥饿/轮回之中/只有佛陀才能/才能收割丰硕的五谷/绝食,绝食/舍身饲虎”。

去年,缅甸揭开民主化新篇章,缅甸人民选出民主政府,翁山淑枝成为国家领导人。不过接踵而来的,是缅甸信奉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惨遭政府军非人道迫害的指控,缅甸至今仍抗拒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调查。

许多年前,许悔之曾开玩笑说,他想成为翁山淑枝的中文秘书。“当年翁山淑枝决定用无比的意志力离开丈夫孩子,回到祖国,舍弃肉身对抗军人政府。如今看到掌权后的翁山淑枝政府对罗兴亚人的欺压,非常哀伤。我反复思索,得到答案:人性是尊贵的,不过当权力必须用来交换时,真理就打折扣,成为让人失望的翁山淑枝。”

许悔之不后悔写过那些诗,也许那就是佛说的“无常”,不过他也不为翁山淑枝辩解:“欺压就是欺压。”

许悔之也以贝多芬为拿破仑创作《英雄交响曲》为例,拿破仑曾有无穷能量,最后还是称帝了,听闻消息,贝多芬愤怒得撕毁乐谱。

“我不敢自比贝多芬,那些诗就用来反省我自己。”

真伪难辨的时代

如鸿鸿所说的,如今处处是烽火:反恐战争、叙利亚战争、难民潮、非洲粮食危机、欧美极右势力抬头……去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世界进入“后真相”时代,真实与虚构造假界限越来越模糊,我们不得不问:诗到底能在当今时代起到怎样的作用?

许悔之认为,后真相时代与网络有关,从政治人物在推特上发表政见,到一般人的“照骗”,其实欺骗一直存在。

“在不同时代,诗都是美好的。诗让人不平庸。处在‘堪忍世界’,我们也要成就别人。即便处在后真相的状态下,我们仍要相信一些信念。”

鸿鸿则向来倡导“街头诗学”。他于2015年出版的《暴民之歌》便直击台湾反服贸、反核等公民运动议题,高呼:“今夜,我们甘愿做爱的暴民。”

鸿鸿认为诗的语言不能脱离常态,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阶级”。他说:“在真伪难辨的时代,诗更应该发挥一语解颐或一语解疑的能力,帮助大家认清生存的真实。‘街头’,无疑是最佳的学习场域。”

“文学四月天”公开论坛

主讲人:鸿鸿、许悔之

日期:4月9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2时至5时30分

地点: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9楼表演厅 1 Straits Boulevard

其他活动:蔡志礼评介新华诗歌、南洋新诗乐《倚窗听诗》推介、合唱与朗诗表演

票价:入场免费,无须报名

活动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写作组主办,《联合早报》、国家图书馆联办,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协办

诗的当代传播:卫生纸、黑眼睛、台北诗歌节

主讲人:鸿鸿

主持人:郭诗玲

日期:4月8日(星期六)

时间:晚上7时30分至9时

地点:城市书房(桥北中心3楼)

询问电话:6901 1583

许悔之谈佛与美

许悔之的诗篇经常探究生死的大命题。

自幼接触佛经,让他的诗作带有很浓的禅意,从早期的《我佛莫要,为我流泪》,到后来的《有鹿》,佛法可说无处不在。

许悔之说,他自小便思考死亡,小学时期他曾一个人跑到寺庙问法师什么是《大藏经》。后来成为诗人,他仍致力去理解,因此要“时时勤拂拭”。

此外他对美也很渴望。现在他的办公室就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附近,花开时他就会到公园散散步。

许悔之诗中出现过许多动物意象,像鹿、紫兔、鲸鱼、海豚……他形容这些意象就像是他诗作的转运站,一个个秘密的处所。

年轻时他去美国旧金山,心情很好,写了一首诗:“天使在港湾的上空巡守/海底长满了葡萄”。

后来有学生问他:“为什么海底会长满葡萄?”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但你不觉得这很美吗?”

许悔之认为追求美是人的本能,每个人心里都住着诗人,而诗是他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我曾出海看鲸鱼、海豚。海洋作家廖宏基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曾到太平洋寻找喙鲸。一个半小时里,太平洋那么大,怎么知道喙鲸在哪里?可是它就浮现三次。人生的uncertainty(无常)像海洋,美就像鲸鱼浮现的那一刻。”

他反问:为何要有一首诗?难道是为了赚多一点钱吗?

不是的,他说,诗会存入我们的心灵存折。

距离上一本诗集已经11年,许悔之其实这些年仍创作不辍,目前正准备新诗集,希望年底出版,暂时定名为《我们都是一棵大树上的叶子》。

许悔之出生于1966年,本名许有吉,曾担任《自由时报》副刊主编、《联合文学》月刊及出版社总编辑。2009年,与友人成立有鹿文化事业,担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八年来推出蒋勋、星云法师、李焯雄、廖宏基等作家作品。

这次到新加坡,他将以“给自己一首诗”、“人的位置:关于书写、编辑和出版”与“一座荒园一卷经:一次佛寺之旅的体悟”为题演讲。

鸿鸿谈新加坡诗人

鸿鸿出生于1964年,本名阎鸿亚,是诗人、编剧,也是电影导演、剧场工作者、策展人,主持黑眼睛文化出版社及黑眼睛跨剧团,是一位多元艺术家。

近年鸿鸿常到新加坡参与文学与文化活动,他曾担任新加坡文学奖与金笔奖华文诗歌组评审,并参与新加坡作家节、国家博物馆主办的“杨德昌电影回顾展”。《卫生纸+》诗刊也有不少新马诗人投稿,作为主编,鸿鸿对于新马诗歌也有较深的认识。

对于新马诗作的印象,他提到黄广青、陈维彪、假牙与郭诗玲。

他说:“在与传统渐行渐远的境况下,一种可能是更努力提炼语言,例如黄广青、陈维彪;另一种可能是更没有包袱地从生活中摘取活生生的养分,例如假牙、郭诗玲。两者都是绝地反攻的火种,我都深深喜爱并且佩服。”

这次到新加坡参与“文学四月天”活动,鸿鸿将分享《卫生纸+》的经验,谈后戒严年代的写作课题,并为新加坡读者介绍一些他非常赞佩的年轻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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