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事务所经理张建忠 肯尼亚扶贫22年

  张建忠大学毕业后,进入顶尖会计事务所上班,事业前景一片灿烂。

  但是,一趟肯尼亚之行,让他“断”了自己的锦绣前程。他毅然放弃在新加坡的高薪工作和优渥生活,只身到非洲的肯尼亚,致力要帮助那里的贫民。

  他这一走,就是22年。

  曾经,他对成功的定义是,赚很多钱,生活无忧。

  现在,他对成功的定义是,有能力改善他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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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忠(左二)带了三名肯尼亚年轻人回新马探亲,也收集善心人士捐出的物品,运回肯尼亚。

一个炎热的午后,来到后港一所教堂的幼儿园与张建忠见面。找到他时,他在一个堆满旧衣物的帐篷里干活,正在将物品分类。

52岁的张建忠,1995年搬到肯尼亚,至今在那里住了22年。他每年回新马一次,除了探望亲友,也收集善心人士捐出的物品,运回肯尼亚,让村民售卖,赚取收入。  

考试没教认识自己

张建忠带我到一间冷气房做访问。

我们坐下后,他腼腆地说:“我不太会讲话,你就发问吧,你问,我就答。”结果,我们一聊就三个多小时。自己的人生观,在非洲的工作,教育的理念,他说得好多,说得好详细。他不是在“讲话”,而是在分享;他乐得分享,因为他对自己做的一切,乐在其中。

张建忠出生马六甲,15岁领着亚细安奖学金来新加坡念书。他毕业自莱佛士书院、华中初级学院及国大会计系。大学毕业后,会计事务所Arthur Andersen有一份工作等着他,事业前景一片光明。

踏入职场之前,张建忠想去旅行,就到了欧洲,之后续程肯尼亚探访在教会当义工的哥哥。张建忠当起摄影义工,跟着教会的医疗队伍到好几个村落。双眼所见,镜头所捕捉,让他对生命有了截然不同的体会。

他忆述:“水对村民来说,是那么大的一个问题;他们没有诊所,就在树下就诊。那年我快21岁,我的生命里才开始出现好多的问号。”

去肯尼亚之前,他已为自己定下生活目标:在会计所工作几年后,当上税务合伙人,赚很多钱。就这么简单。到了肯尼亚,他打碎这个目标;他惊觉,没有真的活过。

他说:“我没给自己机会去体验真正的生活。我的生命之旅还未开始,就已经在拟人生计划。我真的会判断对与错,会做正确的选择?我有自己的价值观吗,还是就随波逐流?生命原来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应该去探索,还是满足于现状?”

一堆的问号,打乱他的人生大计。

他说:“以前,我百分百确定我会成功,我的生活靠着这个信念而过。我从小一开始,考试成绩都是前三名,生活一直顺遂舒适,好像这就是对的生活。我追求being on top(人上人),但原来being on top不是最重要的。考试没教会我认识自己,没推动我不要害怕生命的不确定。原来我可以去冒险,可以秉着自己的信念跨出一步。既然生命为我打开一扇窗,我就应该去探索窗外的世界。”

当时,张建忠的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电话接线员,虽不是大富人家,但一家人的生活还不错。从肯尼亚回来后,张建忠必须履行奖学金的合约,到会计事务所工作五年,但他想立刻去肯尼亚,请父亲为他支付毁约赔偿金,遭父亲拒绝。

“我父亲说,我应该先给自己机会学以致用,再作决定。我觉得父亲的话是对的,也担心自己年轻冲动。”

为什么觉得人生有缺口?

那五年,张建忠升职到副税务经理,薪水高,朋友多,租了间四房式组屋,还有车子。可是到了第五年,他问自己:“我对生活真的没有可抱怨,为什么心里总觉得有一个缺口?”

他认为是心,在指引他;远方,有其他的事情在等着他。于是他递交辞呈。他笑着回想:“朋友都说,你疯了吗?父亲也搞不懂我在干吗,只有母亲不意外。我告诉她我的决定时,她在煮饭,头也没抬,就淡定地回了我一句,我知道你会回去肯尼亚。”

1995年,张建忠30岁,带着满腔的热血,到肯尼亚。他没料到,会受到另一次的冲击。

张建忠落脚肯尼亚东北部的城镇加里萨(Garissa)。他唯一的专长是电脑技术,于是在一位大主教的办公室待了一年,帮忙处理资料。但他真正希望的,是为村民做些什么。

他说:“我发现自己对当地的文化和问题都认识不深。我以为自己一到那里,就能为他人解决问题,结果我上了一堂关于‘谦卑’的宝贵课。我须要从零开始学习,须要重新认识自己,须要发掘自己到底可以如何贡献。我的旅程才刚开始,这个旅程中,第一个受惠的,是我自己。”

才到肯尼亚不久,就接到父亲患癌的消息,张建忠回到父母新山的家照顾父亲,直到父亲情况稳定,才回肯尼亚。陪伴父亲的六个月,父亲对他的选择终于释怀,跟他说:“你做对选择。”张建忠的父亲已经过世,他庆幸父亲跟他说了这句话。

1997年,张建忠回到肯尼亚时,遇上水灾,道路被冲毁,他无法回到加里萨。他在塔纳河三角洲(Tana River Delta)的Idsowe村庄暂时住下,没想到这一住,就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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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落成的Delta Mustard Seed Academy校舍和社区服务中心。

考试没教会我认识自己,没推动我不要害怕生命的不确定。原来我可以去冒险,可以秉着自己的信念跨出一步。既然生命为我打开一扇窗,我就应该去探索窗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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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开心地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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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在进行早会。

创立基金会 改善教育环境

张建忠寄宿在一个学生家,很快适应了村子的生活,并在一年内学会当地的斯瓦希里语(kiswahili)。他相信有所需,就会推动自己去做,就从日常生活中自学。“不学斯瓦希里语,无法参与他们的谈话,日常生活也不方便。例如村民注重敬老尊贤,我要喝水,不能自己去倒,要让家中的小孩给我拿,可是我不会说‘我要喝水’,怎么办?我觉得自己很没用,连语言都不会,又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张建忠在寄宿的家庭中发现,一个中四孩子一直在家,没去上课,一问才知家人没付清学费,孩子被送回家。张建忠睁大眼睛跟我说:“我这才知道原来没有交学费就不能上学!我之前都不须要为学费担心啊!”

他决定资助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的遭遇,也让他决定好好了解当地的教育制度。他探访学校,发现学校缺乏许多基本设施,例如桌椅和课本。他动用自己的积蓄,找朋友捐助,为学校提供设施。他也资助更多小孩,让他们可以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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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忠创立塔纳河生命基金,改善学习环境,包括设立图书馆。

乡村孩子也能有好教育

在肯尼亚,小学是强制性,也是免费的。至于中学,许多校舍离村子蛮远,学生必须寄宿,一年的学费加寄宿费约500新元。一个农业家庭的月入不到50元,学费是个不小的负担。

Idsowe隔壁村的一位校长希望更多孩子可以升学,也担心孩子们在街头游荡有危险,于是决定创办一所收费较低的公立中学。张建忠觉得这项工程非常有意义,与这位校长合作,创立Garsen中学。除了一般学校的基本设施,Garsen中学还有科学实验室和图书馆,张建忠还买了一辆校车。他解释:“有了校车,可以载送各个村子的孩子,他们不用住校,省下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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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车载送各个村子的孩子到学校。

Garsen中学一年的学费350元,是塔纳河三角洲学费最低的公立学校。该校2004年创立时,仅16学生,张建忠资助这些孩子的学费,但他强调:“我不做全数资助,只做部分资助,我觉得教育方面,家长也要有责任。”Garsen中学目前学生达800人,是塔纳河三角洲最大的公立中学。

孩子需要教育,家长也一样。张建忠指出:“村里的父母不了解教育的重要性,只要孩子上学,他们不管教育的素质或孩子的成绩。可是现在,家长的态度改变了,他们会告诉我,孩子哪个科目及格或不及格,会开始关心孩子的教育。”

张建忠在2005年创立塔纳河生命基金,极力发展Garsen中学。2013年,基金会开始协助塔纳河三角洲其他11所学校改善教学环境,包括设立图书馆,提供书本和助学费等。

张建忠说:“难道乡村的小孩就要接受二等教育?我们要给孩子们提供有素质,又负担得起的教育。我一直相信这些孩子是聪明的,只要给他们良好的教育,他们是会发光的。”他不参与教课,认为教书的工作还是交给教师,他的角色是担任孩子们的导师,及提供教育发展的点子。

塔纳河生命基金在2011年创立Delta Mustard Seed Academy,提供幼儿和小学教育,要为孩子们打下好的教育基础。张建忠骄傲地分享:“孩子们学拼音法(phonics),六岁就会读一个段落的文章。有一次幼儿园毕业典礼,学校请我写一篇毕业演讲稿,我以为是让老师念的,没想到是一个小女孩念出,她竟然会念一篇为大人而写的演讲稿。孩子们现在会三种语言,英语、斯瓦希里语和他们的母语。”

Delta Mustard Seed Academy一直在临时校舍运作,今年1月终于有了自己的校舍,目前学生人数有280人。

灌输孩子成功的定义

塔纳河生命基金也推行青年发展计划、农业计划和妇女帮补家计计划。

张建忠非常重视人品的发展,在青年发展计划下,他除了发掘年轻人的才华,也教育他们成功的定义。“我告诉孩子们,当你说你成功时,那不是你在大城市工作,有车子,可是你妈妈在家乡饿肚子。当你有能力改善家人和社区的生活时,那才是成功,那才是发展。”

青年发展计划目前有23个受惠青年,塔纳河生命基金赞助他们的大学学费,他们必须为社区提供两年的义工服务。这群年轻人学习管理学校的食堂、校车服务、图书馆等,也做简单的行政和账目工作。张建忠解释:“这两年的服务对孩子是好的,因为把他们从乡村立刻送到城市上大学,他们可能会迷失,但这两年,他们会变得成熟和自立。”

塔纳河三角洲的村民以农业为生,以前只会种芒果树和玉米,现在学习耕种多种蔬菜,还有养蜂场和渔场,也养鸡鸭。农业计划除了让村民吃得好一点,也让他们多赚一点钱,更重要的是,能提高孩子们的营养,因为营养不足会影响上课的精神。

此外,张建忠每年运回肯尼亚的旧衣服、鞋子、包包等,村里的妇女会拿去卖,赚了钱就能帮忙支付孩子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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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纳河生命基金也推行青年发展计划,教导青少年耕种技术。

杂务行政一脚踢 月薪240元

塔纳河生命基金不公开征求捐款,张建忠靠朋友的口耳相传和在社交媒体为他宣传,还有多年来建立的人脉关系,得到捐助,他现在很多的资助者,是当年会计事务所的同事。张建忠也欣慰地说,生命总会出现一些美丽的巧合。

十多年前,他用光积蓄时,回到父母家,担心着要如何继续在肯尼亚的工作。就在那时,十多年没见的那群亚细安奖学金得主朋友,搞了个聚会,听他分享在肯尼亚的工作,纷纷出钱帮助。张建忠说:“我不做任何筹款活动,我只分享我们的计划,大家觉得值得帮助,就会援手。”

张建忠的母亲也以自己的方式支持儿子。母亲知道他的教育发展计划是长期性、延续性的,所以从不追问他几时回来。母亲也曾到肯尼亚探望他。他每年回新马,先在新加坡待两个月处理物品捐助的事宜,之后就回新山陪母亲一个月。

塔纳河生命基金赞助的学生,有些在马来西亚念大学,假期时就住在张建忠母亲家,由母亲担任监护人,这让张建忠很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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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孩子获得塔纳河生命基金的赞助。

“我的家”住20几个人

在肯尼亚,张建忠和青年发展计划的孩子们住在一栋房子里,有六个房间,住了20几个人。请他形容居住环境,他说:“没有热水器,要烧热水。以前没有水电,要去河边打水,点煤油灯,现在有水电供应,这是22年下来的发展。这就是我的家。”说时,嘴角上扬,显然即使居住环境跟在新加坡时差好多,但他对现在这个家非常满意。

再请他形容在肯尼亚的生活,他说:“我每天都很忙碌!要规划青年发展计划的活动,处理学校事务,星期六也在处理账目和行政事宜。”说时,仍是一张笑脸,也显然对于所有的疲累并不在乎。

问起收入,他在手机上算了算,说:“我的月薪240新元。”当地小学教师月薪380元,他的收入比教师低,更别说以前一个月赚几千元,但他不以为意地说:“我没什么开销。”

不怀念职场生活?

“不怀念,因为经历过。我现在有一种过得充实的满足感。不管多忙多累,我每天都睡得很好,隔天总是精神饱满地开始新的一天,从来没有厌倦感。我很幸运能过这样的生活,很感激自己当初能看得更远。”

21岁时,怀疑自己会不会做选择,有没有自己的价值观的小伙子,现在,对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是如此的笃定和自信。

他说:“我喜欢做对每个人都公平、正确的事情。我不喜欢做表面的事情,感情必须是真诚的,我不要只为了帮助而帮助,我必须相信这个计划,必须与村民一起经历,一起走下去,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我也不是只要你的捐款,而是要分享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张建忠说这番话时,声音铿锵有力,双眼有神,我仿佛看到那个30岁时带着满腔热血到肯尼亚的男子。22年了,热忱不灭,不容易。

张建忠许多朋友也深受他的影响。访问这天,认识张建忠12年的Mary(56岁)正在整理旧衣服,她每年都来帮忙。

Mary说:“Gabriel(张建忠的洋名)让我深受启发。新加坡的竞争这么激烈,他受这么好的教育,大可以选择舒适的生活,他却没有。我希望像他,帮助他人,现在也向一些有困难的朋友援手,辅导他们,就像Gabriel说的,与他们一起经历,一起走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十年后当爷爷

张建忠这次带三个资助的青年同行,让他们到本地一些学校与学生们交流,也在幼儿园帮忙整理物品。张建忠说:“我要开拓他们的视野,也让他们了解大家为何帮助他们。”

男孩之一希博(Gideon Maume Sibo,22岁)告诉我,他考了O水准后,父母没钱送他到大学,因为他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分别念中四和中一。后来得到塔纳河生命基金的赞助,他终于可以升学,他说:“我很开心,Gabriel对我来说很重要,他是我的导师。”

希博在青年发展计划下,学习电脑、烹饪等不同的生活技能,个性也开朗许多。他说:“我以前很害羞,不敢跟人讲话,现在不怕,昨天还到新加坡的学校分享我们的校园生活。我现在有信心了。我来自一个相当偏僻的乡村,以前,我觉得自己是nothing,现在,我觉得自己能do something。”

张建忠说,自己初到肯尼亚时,愕然发现,自己是这段生命旅程的第一个受惠者。22年下来,他让许多孩子和家长受惠,但他从不觉得自己伟大。他还记得当初那个懵懂的少年,自嘲:“我以为自己是去拯救世界,其实我是在拯救自己;我没有给大家什么,而是先给了自己什么。”

这22年,他一直问自己:我在做的,是对的吗?他每一次的答案都是:是。

聊到将来,他说现在做的许多事情,十年后,当地的青年都能胜任了,所以他必须实行其他计划。他也认为自己到时候应该会轻松许多,每天醒来就读一本书,或学一个语言。

单身的他也笑说:“孩子们都是我的孩子,所以十年后,我就是爷爷了!”

我以为自己是去拯救世界,其实我是在拯救自己;我没有给大家什么,而是先给了自己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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