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退休大学教授）
新加坡的第一代领导层是创造历史的一代。有革命的情怀，有创造历史的雄心，面对的是无数的挑战，经济发展的挑战，政治上与反对力量斗争的挑战，累积无数的经验，成功地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新加坡。
第二代领导层在第一代领导层依然健在，仍然可以提供意见的背景下接班。他们没有参与创造这个国家，但是年龄上依然是建国的一代，建设一个年轻的国家。因此，他们投身政治，依然有建国的雄心，有天降大任于己身的责任感。
第三代领导层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世的一群。不过，也经历过建国的过程，经历过贫穷的新加坡，经历过政治斗争频繁的年代，依然是经验丰富的一代。
现在，第四代领导层更年轻，有些是新加坡建国之后才成长的，在风调雨顺的环境成长，对新加坡的过去，只能从历史书上认识，国家一直在向前走，将来新加坡会有第五代领导层，第六代领导层……
没有亲身经历建国历史的一群，投身政治为了施展个人的抱负？追求事业的高峰？
实际上，全世界的新兴国家都会经历这个过程。建国的一群人老了，离开了，接班人开始把从政当成一份工作。领导层也出现了大量很聪明，学业成绩出众的技术官僚。这群人会是能力、才干很强的领导人，效率高、有创意。他们如果不从政，也可能在私人企业成为一名成功的行政总裁。但是，把从政当成一份工作，个人的考虑自然也可能超越历史的使命感。也因此，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新加坡官员的薪水皆是世界第一高，远高过面积，人口比新加坡大许多倍的美国。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悠长的历史。因此，政治领导人当然不可能是建国的一代，不可能有建国的雄心，从政者把从政当成个人事业的成就。他们中不少人就穿梭于官场与商场之间，从政只是个人事业的一部分，目标就是打好这份工。数年前，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时，候选人曾荫权就是打出“我会做好这份工”为竞选口号，很清楚的表达从政当官的目标。
一些西方国家，在个人人权，个人自由的思想推动之下，国家的概念更是模糊了。大量极端的从政者，所争夺的是国家内不同社群的福利而不是国家整体的前途。
新加坡正在步入建国52周年。官场里，不论是公务员，或是政治领导层，技术官员也占了大部分，当官只是一份工作的概念很深。也因此出现过“昭南馆”事件，出现过为了一点点钱，医院委托收债公司追债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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