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特写
据政府第三个残障服务总蓝图（Enabling Masterplan）去年公布的数据，我国每150名孩童就有一人患自闭症，比世界卫生组织的160名孩童的一人患自闭症的比例更高。
本地确诊患上包括自闭症在内的成长问题的学前儿童也激增，从2010年的2500人增至2014年的4400人，增幅达76％。
自闭症患者在成长过程中，可能因沟通及社交能力较弱，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时，往往被外界断定为“异于常人”。
家有自闭儿，父母须花更多时间和心精力，让孩子走出舒适圈，发挥所长，自立生活。这很不容易。
本期《大特写》采访了两对母子，了解慈母如何为自闭儿全心付出，含辛茹苦把他们抚养长大、培育成才。
“很多父母知道孩子有自闭症时，都会情绪崩溃，担忧孩子未来可否独立。但我会告诉家长们，应该更从容地接受它，对它无需恐惧，因为自闭症并不悲惨，缺乏谅解才是真正的悲剧。”
知道儿子患自闭 仿佛天塌下来
在吵杂的课室里，老师与全班学生互动玩游戏，大家兴高采烈，唯独三岁的李伟雄，眼神一直凝视着地板，似乎对周遭所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
发生在17年前的这一幕，或许有人会留意到这个小男生特别文静，但李伟雄的母亲李淑芬（50岁）看在眼里，却深感不妥。
儿子的“异常”表现，还不仅如此，李淑芬说：“他当时经常无法说出完整句子，只会点头回应，我观察一段时间，觉得很不对劲。”
李淑芬按捺着焦虑的心情，带儿子去给医生检查，评估结果却令她一头雾水。
“医生说我儿子患上了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s Syndrome），属于自闭症的一种，但我连听都没听过。”
这种不知如何帮孩子走出困境、顿时无所适从的低落情绪，是许多育有自闭儿的家长，所能感同身受的。
现年63岁的刘史宁也有过相同经历，她记得儿子陈正伟在约两岁时，经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她举例，儿子两岁了还不大会说话，还常低头、没有眼神交流，叫他也没反应。”
“医生说这些都是自闭症的症状，我听了仿佛天塌下来一样，又生气、又难过……”
银行能手转当全职妈妈 携儿赴美上课10年亲自教学
记者到刘史宁住家采访时，入屋后只见陈正伟（25岁）正为一幅蝴蝶的水彩画上色，由老师从旁指导。
记者与他握手问好，他扬起嘴角，说了句“哈啰”，继续为画作添上最后几笔，眼神专注。
陈正伟10岁开始学画，成长过程中，刘史宁也为他报名小提琴、游泳等课程，希望他掌握技能，也学习和其他同龄孩子相处。
增强自闭儿的社交能力，对陈正伟尤其重要，因为他整整10年在家由母亲亲自指导，14岁那年才到特殊学校上课。
刘史宁说：“我知道他有自闭症后，有一阵子很沮丧，但我知道更重要的是了解自闭症，想办法帮助他。”
她开始参加讲座、借参考书阅读，为了全心全意照顾儿子，毅然辞去从事16年的银行高职，丈夫则继续工作。她说：“只有这样，才有时间多陪他”。
儿子三岁时，刘史宁得知美国有个专为自闭儿而设的课程，决定和丈夫带儿子去上课，“那里有专人指导，如何帮助孩子认字、看书、让肌肉更灵活。”
自此，刘史宁常新美两国两边飞，美国上完几天课程，回新自己教儿子，每隔半年又再回去一趟，学新的东西。
亲自教儿并非易事，经常让刘史宁“满头大汗”，“刚开始要学基本的，比如教他怎么爬，慢慢到他会走路了。”
10年在家教学的过程，看着儿子在学习道路上一步步迈向前，让刘史宁非常欣慰，“有时训练时看到他进步，会抱着他哭，觉得再辛苦也值得。”
助儿子学技能 薯片都派上用场
李淑芬的育儿旅程同样呕心沥血。她说，阿斯伯格综合征算是比较轻微的自闭症，但她刚开始一窍不通。
“我开始每星期一次，去新加坡自闭症协会一趟，那里有图书馆可以借参考书、看视频，学如何帮助孩子。”
她透露，最先教儿子一些日常技能，如绑鞋带、穿衣服等，也用独特的奖励方式，让他更快上手。
“我把薯片当奖励品，但他不可以吃太多，所以我把薯片切成六块，每当他成功学会新的东西，我就给他一小块。”
李伟雄升上小学后，李淑芬开始聘请教育协作人员（allied educator），帮助儿子解决生活难题。
“教育协作人员从小六开始陪他一起上课，有时他在课室里和同学吵架，或做出不正确的行为，就有专人帮他分析应如何处理，之后也会和我讨论他的情况。”
李淑芬说，教育协作人员也会教导儿子技能，如制定日程表、改善策划能力，有事也为他进行治疗（therapy）。
为儿子做的一切安排，只希望他能从中获益，“他是我的儿子，再怎么辛苦都要帮助他。”
一度怕说错话 八年封闭自己
对母亲的用心良苦，李伟雄坦言十分感激，他说：“念书时，如果我在学校出事，回到家她会和我讲解问题。她教会我很多事，有了她的支持，我才能在舒适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电话那一端，李伟雄侃侃而谈，目前正在服兵役的他，与记者分享他对数学的热爱。
他中学时期就会主动练习难度较高的数学题目，还曾想过报名参加数学比赛，但为了搞好其他科目才作罢。
果然，李伟雄在中四O水准会考中，两个数学科目都考取A1优异成绩。今年8月，他将暂缓服役，到南洋理工大学修读数学系。
殊不知这个有热忱、有想法的青年，竟然有八年时间“自我封闭”。
“小时候对自闭症不了解，有时会大声说话、行为比较夸张。小五那年情况最糟，不只是老师责骂我，同学们也都讨厌我，我就开始怕会说错话、做错事。”
升上中学后，李伟雄变得很文静、不爱发言，念理工学院时尝试打开心防，但情况真正改善是在去年10月入伍之后。
“兵营里的长官和队友，都很支持及谅解我，也有一个辅导员不时来和我聊天，我才变得比较开放。”
自闭症不悲惨 缺谅解才是悲剧
虽然成长路上起起伏伏，但李伟雄已学会不轻易被挫折打败，“我体会到，自闭症只是生命里的一小部分，我还能发掘出更多潜能。”
李伟雄在2013年及2016年，曾受母校邀请，与家长及学生分享他的人生经验。
“很多父母知道孩子有自闭症时，都会情绪崩溃，担忧孩子未来可否独立。但我会告诉家长们，应该更从容地接受它，对它无需恐惧，因为自闭症并不悲惨，缺乏谅解才是真正的悲剧。”
诚然，公众有时对自闭儿会有异样眼光、或难以谅解，但针对这种状况，刘史宁有自己的应对方式。
“我以前带儿子去超市，我会先大声说，‘我儿子有自闭症！’大家的反应果然就不一样，有些人看到他‘出状况’，还会主动来帮我。”
刘史宁在教导儿子时，也注重“随机教育”，她认为最重要是让儿子学习到，自己犯了什么错，从而接受新事物。
这样的学习机会对刘史宁而言弥足珍贵，“它教会我更有意志力、要有耐性，人生中遇到困难时，要坚持不放弃，从另一角度解读，有时也能获益良多。”
提供自闭儿学习平台
在特殊需求领域工作13年，具丰富经验的心理咨询顾问去年开公司，为患自闭症的孩童及青少年提供治疗服务，让他们通过有趣的方式学习技能、进行互动。
36岁的柯淑美13年前转换职业跑道，在同年报读心理学兼职课程，并加入自闭症协会当教师，“在那里工作5年，看到小朋友们慢慢进步，发觉能帮助到这些自闭患者，确实非常有意义，这也是我想做的事。”
后来，柯淑美进而修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到心理卫生学院的儿童心理诊疗所，在自闭症部门帮助面对精神问题的孩子。
工作期间，柯淑美听过很多家长反映，本地缺乏提供自闭儿学习平台，或让他们学习技能并接受治疗的中心。
因此，经验丰富的她去年4月开设“Skill Builders”治疗中心，定期为九岁至22岁的自闭儿举办治疗活动。
她指出，以团体治疗（group therapy）为例，每两小时收费为80元，并通过游戏等方式，学习技能，并与其他同龄伙伴互动。
她也受邀当主讲者，在讲座上与家长分享经验、并指导他们该如何教育孩子。
她认为，本地目前还有一些环节，对自闭儿而言相当缺乏，“我觉得语言治疗的领域还须加强，孩子长大后，也需要有课程，让他们过渡到社会工作，这些方面可以更完善一些。”
潘丽萍：终身学习很重要
自闭症资源中心主席兼新光学校（Pathlight School）总监潘丽萍指出，终身学习对自闭症患者非常重要，家人、政府和社区也应合力确保这些孩子成长后仍能得到支援。
潘丽萍也是政府国会教育委员会主席和惹兰勿刹集选区议员。她在上个月到自闭症资源中心举办的“自闭症大会”上致辞，发表上述言论。
她表示，在当今“颠覆性”科技主导的经济环境里，不继续学习就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自闭症患者也不例外。
“目前许多（特别需要）服务和资源都面向较年轻的孩童，但他们毕业后直到年老仍有许多需要，这也是大家应该关注的。”
潘丽萍也认为，成年自闭症患者与特别需要者必须学习各种生活技能，以求独立生活，并为社会贡献。
另外，教育部日前已做出宣布，将从2019年起，让中度至重度特别需要的公民孩童，在15岁之前接受六年小学强制教育。
培养舒适作息
专家建议，一些自闭症孩童可能面对专注力或情绪问题，家长可为他们培养舒适的作息，避免生活中出现太多变化。
心理医生洪荣乾受访时指出，依照不同患病的情况而异，自闭症患者在沟通或交流时，有时可能难以和人打成一片。
“一些患者的注意力也比较短促，专注力也不是那么强，可能也会有情绪问题。”
他认为，除了找专家寻助，家长也可为自闭儿培养一个让他们舒适的作息。
“一些自闭症患者如果经历太大变化，会感到不习惯，或有较大的反应，把生活中出现的变化减至最低是其中一种做法，但更重要的是及早让孩子接受治疗或培训。”侧记：让他们不觉孤单采访刘史宁和李淑芬后，我深深体会到，养育自闭儿比照顾一般孩童，需要付出更多心力。
两位母亲在过程中都曾心力交瘁，面对复杂情绪，但她们都咬紧牙根，为了儿子坚持不放弃。
陈正伟和李伟雄也分别在母亲的细心培育下，在各自领域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如今前路更加平坦和光明。
自闭症群体还须更多支援、更多关注，让他们在人生路上更顺遂、不孤单。
与此同时，也希望家有自闭儿的家长克服心理障碍，敞开心扉，为孩子找到适合管道，携手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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