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特写
死后捐赠器官，近来成为城中热门话题。
获得18岁槟城少女麦嘉敏心脏的狮城少妇李淑玲，上个月飞到槟城，让麦嘉敏的父母再次听到亡女的心跳。
这场相聚引起新马关注，该不该捐赠器官，更成为茶余饭后热门话题。
其实本地几十年前已开始器官移植手术，但对当时的人们来说，那是充满未知又“恐怖”的事。
记者跟相隔20多年捐赠器官的家属对话，了解背后的心酸与挣扎，探讨这几十年来，社会是否更能接受器官移植。
个案1：儿突逝世 母陷两难
上一刻还在和他说话，27岁儿子下一刻就昏迷不醒，几小时后竟宣告脑死。
还无法接受噩耗的的慈母，当场得做出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捐或不捐器官？
这是陈淑良（82岁，退休）26年前面对的两难处境。
上世纪90年代初，教育程度不高的她从未听过“器官捐赠”，不晓得人死后还能捐器官救人，更不知道儿子的心脏将捐给本地首名心脏移植女病患。当下她只知道，平日健康、当正规军人的宝贝儿子就此永别了……
就在几小时前，小儿子蔡炎杰和朋友聚会后，少见地申诉头痛。母亲给他两粒止痛药后，他便回房睡觉。
不久后，她尝试叫醒儿子，却再也叫不醒，急忙电召救护车求助。
抵达医院一个半小时后，医生宣告儿子脑溢血和脑死，并问她要不要捐出儿子的器官。
当年，人体器官移植法令（HOTA）还没修改，院方无法自动取出死者的肝、肾、心脏和眼角膜，得一一说服每个死者家属捐器官。
“医生一直告诉我，儿子的器官还很好，不要浪费，有四个人要等着用。”
陈淑良起初不愿意。她难过地说：“他好好去做工，晚上就这样，我不甘心，不接受……”
器官移植协调员何书正（29岁）受访时说，脑死一般是意外造成，噩耗来得太突然，家人往往很难接受。
陈淑良最终相信医生“做好事”的说法，答应捐出儿子的肝、肾和心脏。
尽管如此，多年后她仍不时质疑当初的决定——“到底我做的决定对吗？”
个案2：听从女儿遗愿 慈父果断捐器官
相比之下，麦俊华（46岁，承包商）一开始就清楚知道要捐出女儿嘉敏的器官，因为那是她16岁时就交代好的遗愿。
从事建筑业的麦俊华，工作风险较高，20年前已决定签名捐器官。他不断提醒家人，死后一定要照办，别让好好的器官烧成灰，不利人也不利己。女儿长大后，也决定跟随。
因此，女儿前年因先天性脑部疾病宣告脑死时，麦俊华毫不思索地选择捐器官。
然而，他的决定遭好些亲人反对。他的母亲（嘉敏的祖母）就希望等待奇迹，不然就等到她心脏自然停止跳动为止。
“亲戚们也质问我，为什么放弃女儿，说她死了还从她身体取出器官，问我怎么可以那样做？”
其实，医生宣告病人脑死时，已用尽各种方式，因救不了才诊断脑死。
器官移植协调员何书正解释，脑死和昏迷（coma）不同，脑死是头脑已完全损坏，不可能抢救了。
当脑缺氧时，器官还能运作，但若不尽快取出，器官就会逐渐退化至完全停止。
捐赠和受益双方 该不该见面？
重获“心”生的陈水萱，20年来在钱包里收藏捐赠者蔡炎杰的讣告。虽然已熟背讣告上的地址和号码，但她从来不敢上门。
在本地，基于保密原因，器官捐赠和受益双方，都不能获知对方的身份。但陈水萱隔天读到蔡炎杰去世捐器官的新闻，就知道捐赠者是他，只是不敢告诉对方的家属。
2011年，媒体拉线后，在双方同意下，安排到陈淑良住家见面。
据当年报道，陈水萱到前往陈阿嫲住家途中，紧张地落泪，觉得一切犹如做梦。她不断自问，真的可以和她见面吗？
踏入住家那一刻，两人紧紧相拥，兴奋地互吻脸颊。
陈淑良说：“我儿子的心在她的身体里面，她现在是我的女儿了！”
那场见面对双方意义重大，若非当事人，很难理解他们当下的心情。家属知道，死去的亲人还活在眼前的身躯中；受益人也知道，自己重获新生，是因眼前人的决定。
可惜的是，陈淑良和陈水萱只见面两次，过后都是打电话问候。
虽然陈水萱今年初拨电说，新年要再找陈阿嫲，但陈水萱迟迟没出现。陈阿嫲多个月后才得知，原来她过后去世了。
换心后，陈水萱一共多活了26年，这同时意味着蔡炎杰的心“多跳”了26年。
相信这也是承受丧子巨痛的陈淑良最大的安慰吧。
亲友受感动 签字捐献
另一名捐赠者家属麦俊华和妻子，也因为和受益人李淑玲见面后，减少以泪洗脸的日子。
双方上月中的相聚，是在移植手术的两年后。该不该见面，受益者李淑玲已犹豫了两年。
完成移植手术隔天，李淑玲就看到麦嘉敏脑死捐器官的新闻，当时她就很清楚，体内跳动的心，是属于麦嘉敏的。
两年来，她天天关注麦嘉敏父亲的面簿，但没勇气联系他，担心违反条例。直到少女父亲在面簿表示渴望再听女儿心跳时，李淑玲才鼓起勇气联系对方。
两人决定公开相聚，让更多人看到器官捐赠的意义、提倡器官捐赠。感人故事见报后，他们的确做到了。
麦俊华说：“有几百名朋友和陌生人告诉我，本来从没想过要捐器官，但读了我们的故事后非常感动，如今已纷纷签字捐献了！”
成功把少女心脏带回家的李淑玲也表示，从槟城回来狮城后，其他心脏受益者也告诉她，希望有机会与捐赠者家属亲自见面道谢。
“但我们也了解，不是每个捐赠者家属都想见面，因为这会勾起伤心回忆，毕竟他们的亲人是因为意外脑死才捐出器官的。”
祖母过去两年放不下
李淑玲要飞槟城与少女一家见面，麦俊华期待不已，他的母亲却再次追问：“你为什么没有救嘉敏？”
麦俊华受访时透露，母亲一直反对他捐出嘉敏的器官。当时看着眼前的孙女还在依靠生命维系仪器呼吸，母亲无法明白，脑死的她已返魂乏术了。
过去两年来，这名祖母始终无法放下。麦俊华说：“母亲责怪我不要救女儿，还说切开她的身体取走器官，非常残忍。”
因此，当嘉敏的祖母和李淑玲初见时话不多，直到祖母也终于听到李淑玲的心跳时，态度才开始转变。
李淑玲说：“嘉敏的阿嫲开始跟我多说话，还关心地叫我多吃。最后一天，我们合照时，她竟然肯把手放在我的腿上，我当下知道，她终于接受我，也肯放下过去了。”
麦俊华透露，母亲几天后主动告诉他，他当初的决定是对的，这让他如释重负。
“她知道嘉敏给了李淑玲新生命，让她能照顾她的三个孩子。她还说，现在好像多了一个孙女！”
与受益者见面 阿嫲终于释怀
间隔20多年，陈淑良和麦俊华前后捐出亲生骨肉的器官，虽然理由和背景不同，但两人是少数能与受益者团聚的幸运者。
阿嫲陈淑良捐赠儿子心脏的20年后，在媒体牵线下，终于与受益者陈水萱见面，当时陈水萱已50岁。
多年来不断质疑捐器官决定的陈淑良，一见到陈水萱，就终于释怀了。
“她因为骨癌少了一只脚，但我看到她很努力地为生命奋斗，也珍惜她的生活。儿子的心脏没有白给她。”
另一边厢，麦俊华上个月在槟城聆听女儿在狮城少妇李淑玲（37岁）体内的心跳声后，也确认了捐器官的决定。
“我知道女儿还没有完全走，她还活在某个人的身体里，继续为社会贡献。”
器官移植协调员：家属需时间平复情绪
何书正（29岁）当器官移植协调员约一年后，某天接获令人难过的消息：年仅1岁半的日本女童，在公寓游泳池溺水，最终脑死。
负责协调此案的他，抱着同理心从死者家属角度思考，想象未来亲生孩子若意外去世，自己也必定痛苦难熬。
尽管情绪复杂，他仍得专业地完成工作，问女童父母是否愿意捐出女儿器官。
虽然随着时间流逝，器官素质会下降，但他一见面并没有匆忙进入这话题。
“失去亲人时，家属一般会先抗拒事实，若这时提捐器官，他们一定会激动地无法接受。他们最需要的，是平复情绪的空间和时间。
“协调员会先协助家属接受死亡，同医生拿扫描图给他们，解释脑死是什么。若有需要，就找辅导员、社工或宗教领袖开导他们。”
察觉女童父母情绪平复后，何书正才问他们是否要捐出女儿器官。“他们听了，一时反应不过来，叫我们等一等，给他们时间想一想。”
约半小时后，父母签字答应，日本女童也因此成为本地最年轻的肾脏捐赠者。
尽管不时得面对咒骂他们的死者家属，但何书正透露，也会碰到主动捐器官的家属，有些为“积德”，有些为延续离世亲人的助人精神。若器官因不适合捐不出，他们反而会感到难过。
“捐赠器官就像是生命的逗号，生命还能以另类方式延续；但若捐不出去，亲人的生命就到此为止，是一个巨大的句号。若捐出器官，死去的亲人不再只是意外的受害者，而是挽救生命的英雄。”
记者短评：国人对器官移植有更高意识
两起个案跨越不同年代，从对器官捐赠课题浑然不知，到死前已交代好捐器官，这些年来公众对器官移植已有更高意识。
的确，从2004年至2007年期间，每年平均有174名器官移植受益者。2008年至2016年，进一步增加到每年平均224人。
HOTA在2004年修改后，自动纳入所有21岁至60岁的公民和永久居民（回教徒在2008年也被纳入），否则可捐出的健康器官会更少，器官移植协调员得更辛苦游说死者家属。
协调员透露，选择退出HOTA的人占人口约3％。我很好奇，是什么原因让这3％愿意花精力要求退出，也不愿捐器官。
至于另外97％是否积极愿意捐器官，或是被动地“被迫”加入，则不得而知。
唯一能看出一点线索的，是必须主动加入的医药（治疗、教育及研究）法令（MTERA）。在MTERA下，任何国籍的18岁以上人士，可选择捐赠大体或身体任何器官和部位，以供移植、教育或研究。然而自愿捐赠的，只占人口3％左右。
在亲人刚过世时还得做出捐器官的决定，心情难免复杂。如果能事先与家人讨论器官捐赠问题，不论捐或不捐，往后若有什么三长两短，家人就无需面对巨大精神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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