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希望自己一出生就面对器官衰竭，没有人想到正值壮年的自己会病得一发不可收拾，更没有人会料到，目睹至亲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后，自己也会步上后尘。
然而世事难料，处于这种困境的患者除了保持乐观心态、注重健康外，或许只能默默等待陌生人或至亲的宝贵馈赠，以延续生命。
本期《大特写》通过三起器官移植手术的捐献者与受惠者的口与眼，带大家了解他们一路走来的艰辛、彷徨，感受重获新生的喜悦。
重生1：母割肝救子 一路艰辛
每两三个月进一次医院；五年动四次手术，对如今10岁的何嘉轩来说，五岁之前，除了家人最常见的似乎便是医生与护士。
直到母亲在他五岁那年将三分之一的肝脏捐给他后，他的人生才变得更加多姿多彩，能如其他孩童般上学上街，逐渐找回童年。
就读小三的何嘉轩一出生就面对黄疸问题。原以为好生喂养几周便会痊愈，但直到三个月时全身仍呈黄色，经竹脚妇幼医院医生诊治后才赫然发现，他患上一种罕见的遗传疾病——阿拉吉耶综合征（Alagille Syndrome）。
患此病的孩童先天性肝内胆管发育不良，导致肝内胆汁淤积。竹脚妇幼医院的医生因此在何嘉轩三个月大时动手术，将小肠直接与肝脏连接，辅助胆汁排出肝脏。
手术虽然成功，但三年下来并没发挥预期作用，何嘉轩肝脏内的胆汁始终没能获得良好的排放，接受肝脏移植似乎成了唯一的方案。何嘉轩于是被转介至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探讨接受肝脏移植手术性的可能性。
何嘉轩的妈妈母亲蔡梅玉（49岁，小贩）受访时说：“药物只能减缓嘉轩病情恶化的速度，但没法从根本上治疗问题，既然肝脏移植是唯一的方法，我们便选择了这条路。”
何嘉轩的父母在克拉克码头一带一家小食店卖虾面，考虑到丈夫是家中经济支柱，蔡梅玉选择捐出自己的肝脏。
“在进行手术前，医生给了我两个挑战。一是要我把嘉轩养壮一些，他三岁时还不到10公斤，只能给他各种营养，希望他快快超过10公斤做手术。二是我得减重四公斤，以减少脂肪肝的风险。”
为了救孩子，这些挑战对蔡梅玉来说自然算不上什么，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何嘉轩又因不小心摔断右腿，结果又动了两次手术。
待何嘉轩最终康复后，2013年7月，国大医院的医生为母子完成肝脏移植手术。
蔡梅玉在手术五天后顺利出院，但何嘉轩却因手术后开始出现肺与腹部积水等问题，最终住了四个月才出院。
回首一路走来的艰辛，言语中尽显乐观的蔡梅玉说：“坦白说，最开始时我也曾天天哭泣，感叹为何儿子会得这种病，招这种罪。但后来我想通了，孩子能进出医院，至少说明他还有救，若连进都不能进，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如今能看着儿子像其他孩子那样快乐地上学，融入大家之中，甚至时不时在日常生活中展露体贴温柔的一面，我已很满足了。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无需时不时进出医院。”
在整个访问过程中，腼腆害羞的何嘉轩并没打扰母亲接受采访，而是静静地坐在一旁看平板电脑，或帮妈妈找儿时照片。
问他开不开心如今不再需要跑医院，何嘉轩腼腆地笑了笑说：“开心，因为我现在可以时时陪在妈妈身旁。”
本地去年共有46起肝脏移植个案，其中30起案例的肝脏来自遗体捐献者，其余为活体捐献。
重生2：兄捐肾救弟 一波三折
先是自己的肝脏长了鸡蛋般大的囊肿，暂不适合捐肾；到弟弟在进行肾脏移植手术前一天，惊知患上C型肝炎被迫取消手术；再到第二次手术前一小时，又因弟弟血压过高，必须延迟手术……
几经波折后，本地知名弦乐四重奏“唐四重奏”的大提琴手陈国平（54岁），“终于”在去年初将左肾捐给弟弟。
用“终于”来形容陈国平完成手术后的心情，并不为过。因为对他、对获得肾脏得以摆脱频繁洗肾煎熬的弟弟陈国庆（48岁，律师），以及对全家来说，一次次的兴奋与失落，全然反映了全家人过去四年经历的煎熬。
唐四重奏大提琴手陈国平与中提琴手陈国安（52岁）两兄弟的弟弟陈国庆，早在1998年就患上糖尿病。
作为一名律师，忙碌的工作，不定时的用餐时间等因素，使得陈国庆的糖尿病逐渐演变成糖尿病肾病变，最终在2013年时导致他罹患末期肾衰竭。
一周洗肾三天，或接受肾脏移植，瞬间成了让他延续生命的两种选择。
在得知弟弟的病情后，陈国平与陈国安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都愿意将自己的一个肾捐给弟弟。
大哥陈国平受访时说：“当时也有人问我，是不是真的要这么做，会否担心影响我的事业，毕竟这是件大事。但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事业能换能再建立，但生命失去了就无法挽回。既然我有两个肾，何不就捐出一个救我弟弟？”
同样直爽的二哥陈国安则说：“捐肾救弟根本就不是个问题，若是有朋友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我都会愿意帮助他们，更何况是我的亲弟弟？”
做好决定后，两兄弟一同前往新加坡中央医院接受各种检查，以确定自己的肾脏与陈国庆的匹配。
幸运的是，两人都通过重重检查，然而这时大哥陈国平的肝脏却检查出长了个鸡蛋般大的囊肿，得切除后才能捐肾，因此最终改由二哥进行移植手术。
就在移植手术的一周前，陈国庆却被发现染上C型肝炎，整个手术只能告吹。
陈国庆说：“肾衰竭后，我都很注意饮食卫生，实在不知为何染病。当你等待了许久，每个人都做足准备，最后却被告知没法进行时，那种失望真的是难以言喻。
“更何况每星期洗肾影响了我的工作，使得我无法出国公干。每次洗肾后，我也感觉浑浑噩噩、疲惫困倦。”
所幸，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疗，小弟陈国庆的C型肝炎已痊愈；大哥陈国平的肿囊也已切除。陈国平与陈国安两位音乐家在兼顾四重奏演奏、授课、筹备出道25周年专辑之余，再次来回于医院之间，重复各种检查，确保身体依然适合捐肾。
一切过关后，作为大哥的陈国平再一次将自己列在捐肾首位。2017年1月的一天，两兄弟准备就绪躺在病床上，准备推入手术室之际，陈国庆却再一次被诊断血压过高，得将手术延迟一周。
接二连三的事端，让手术室门外的两兄弟既愤怒又失望。如今回想起来依然激动的陈国庆说：“我当时血压高是因为我太兴奋了，等待了许久，终于能换肾，结果却还是一场空。”
接下来一周，陈国庆被安排留院观察；陈国平虽然能出院，但他坦言，那个星期过得战战兢兢。
他说：“我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深怕出门感染了什么细菌，又再影响手术。”
一周后，陈国平的左肾终于顺利移植到弟弟陈国庆身上。陈国平四天后顺利出院；陈国庆一周多后也回家了。两人的生活终于恢复正常。
回首过去五年的种种，陈国庆说：“每当我想吃点不健康的食物，或想抽根烟时，我都会三思再三思。因为其中一个肾不是我的，而是大哥借我的，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好好照顾这个肾，珍惜大哥赋予我再次展开新生命的机会。”
对大哥陈国平来说，待伤口痊愈后，生活似乎与过去毫无两样。他说：“唯一的不同是，我在手术前的一个月，为了弟弟，也因年龄渐长后为健康，狠下心戒掉了30多年的烟瘾。如今经过烟客身旁时，我还是忍不住大口呼吸，确实怀念那个味道。”
本地去年共有93起肾脏移植个案，其中53起案例的肾脏来自遗体捐献者，其余则为活体捐献。
包括肾脏在内，本地去年共有637起器官移植个案。其他获移植的器官为心脏、肝脏与眼角膜。
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将在5月25日（星期五）傍晚6时30分，举办一场名为“Symphony of Hope”的两小时音乐演出，为有需要的器官移植病人筹款。唐四重奏到时将演奏多首优美动听的曲目。演出门票为50元。公众可上http://tinyurl.com/symphony-of-hope了解详情。
重生3：妇获陌生人眼角膜 一片光明
眼睛是灵魂之窗，若始终有一块薄纱布蒙在眼前，你会自在吗？
对梁雪芬（68岁，兼职行政人员）来说，她就曾这样过了十多年，直到2016年8月完成右眼眼角膜移植手术，以及之后的白内障手术后，她才终于看清周遭的点滴。
梁雪芬患的是颗粒状角膜营养不良（granular corneal dystrophy）的家族遗传性角膜病变。她的母亲也患有此病，并在数十年前做过双眼的眼角膜移植手术。
这种眼疾一般会导致眼角膜不断退化，患者视线也会越来越模糊。
梁雪芬受访时说：“其实从十多年前起，我就发现双眼有些模糊，一直以为是近视加深所致，因为怕眼镜太厚所以也没去换眼镜，所以看东西总是蒙蒙的，开车时只敢开熟悉的路，看电视时看不清字幕，就连食物里掉了头发，我有时候也无法察觉。”
就这样过了这些年，直到她与妹妹在2009年参加新加坡全国眼科中心的一项相关疾病研究后，才赫然发现原来两姐妹都遗传了这种眼疾。
梁雪芬坦言：“最初时我其实有犹豫到底要不要动移植手术，因为凡是手术必定有风险，这么多年也这样过来了又何必冒险？但后来想想，既然这个眼疾也治不好，总有一天得动手术，何不趁现在身体健康，没任何慢性疾病的情况下快点做了？”
完成手术后，梁雪芬的右眼功能，已从之前的30％顺利增加至90％，并在今年2月完成左眼的眼角膜移植手术。
她说：“等左眼恢复后，我想尽早做白内障手术。没想到恢复视力后的世界竟然这么清晰明亮，如今连电视字幕都看得见，大大地提升了我的生活素质。”
眼角膜移植手术是本地众多器官移植手术中，最普遍的一种，光在去年就有494起眼角膜移植个案。
我国的眼角膜库存主要来自本地往生者，以及斯里兰卡、美国等国捐献的眼角膜。
值得一提的是，一片眼角膜其实可被分成数片，用来帮助多名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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