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兴区火灾引发全市大排查 租户被驱离心寒不回来

来自河北张家口的石凤军(左)30年前因为家乡生活困苦,决定来北京打工、学一门手艺。他两个月前才在北京大兴区黄村镇开始开店做按摩生意,没想到如今却被赶走,一切要从头来过。
北京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平安公寓”外贴上村委会通知,所有租户须在11月26日搬离腾空,27日将全部断水断电。

中国特稿

北京大兴区一座老旧的公寓上月18日发生特大火灾,造成19人死亡。市政府随即展开大排查,清理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违章建筑,大批底层工人在寒冬夜里被赶出住所,许多人被迫住进价格较贵的楼房或返乡。

两个星期过去了,《联合早报》记者回到火灾现场和周围地区,发现群众的心情已从原来的恐慌和愤怒,转为无奈和失望。

很多人认为,这场大排查就是冲着外地低技能工人而来,政府的狠心无情让人心寒,他们离开后再也不想回来了。

北京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的“平安公寓”前,只够一辆车子通过的小胡同,家具、床褥、垃圾散落一地,像是台风吹过留下的一片狼藉。

公寓是由库房改造而成的工人宿舍,原本住着900多户人家。如今,公寓外冷冷清清,一些人在打扫,一些人若有所思地坐在门前排队等退房租,一些人则拖着行李低头离去,胡同里平静得让人揪心。

上月18日,临近的西红门镇新建村“聚福缘公寓”发生特大火灾,造成19死8伤。失火公寓是老旧的多功能建筑,住着400多名外来务工者。这类经加盖改造成工业与居住功能混杂的“三合一”大院,为大量来京务工的外来人口提供了廉价的落脚处,但也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

大火发生后,北京市政府20日起开展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清查整治仓储物流、批发市场等。

据了解,北京市内大量地下室、群租房等场所,因涉及违规建造、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也一并被清理。

“限期三天进行腾退搬离”“28日将采取断水断电断气等强制措施”“如不搬离,一切物品视同放弃”,拆庙赶和尚的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成千上万的底层务工者顿时流离失所,引起舆论公愤。

面对这场公关危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27日指示,清理整治要“注意方式方法”,“给分流群众留出时间”,并且要注重人文关怀。

西红门镇政府同日宣布,将为愿意留在北京的外来务工者提供招聘会;对于要返乡但又没有经济能力的,当局将提供过渡性食宿、返乡车票等救助。

多数受访者决定回乡

但多数受访的外来务工者说,他们已决定回乡。相对于行动开展初期的恐慌和愤怒,一个多星期后,他们的心情更多是接受、无奈和失望。

正在等退房租的苏先生(30岁,销售员)计划留到明年春节后,就和妻子一起回河北老家,以后再也回来了。

他说:“来了六年,北京已经没法让我们再坚持了。没人情味的地方,说赶走就赶走,实在令人寒心。”

平安公寓外,一对中年夫妇把行李搬上车后箱,还挣扎着把一台老旧的洗衣机塞进车后座。

丈夫勉强挤出笑容告诉《联合早报》记者:“(洗衣机)10块钱(人民币,约2新元)拿走。很多人匆匆忙忙搬走,带不走的东西就便宜卖。”

两人收拾好后,把钥匙交回到公寓二房东马行(44岁)手中。

妻子深深叹了一口气,回头最后一次望向空无一人的公寓走廊,说:“好啦,拜拜!我们走啦,下次有机会再跟您租啊!”

“一定!下次重新开门,我会发到(微信)群里!”

和黄村镇一样,北京市五环外的一个个城边村,过去两周天天上演大迁徙。有加油站职员告诉本报:“这几天特别忙,很多卡车载着家当来加油,然后回家乡去了。”

在火灾现场新建村,当局已开始用推土机把公寓、工业大院、违章扩建的店铺一一拆除铲平。

虽然阳光普照,但新建村的大街上却是一片灰沉沉,宛如战争场景。

一辆辆电动三轮车鱼贯开出村口,上面载满电器、床褥、箱子,人们脸上尽显倦容。在他们背后,街道两旁留下推平后、还冒着烟的建筑废墟;街上堆满仓惶离去的人们丢弃的垃圾;超市、理发店、火锅、服装店的招牌被砸得半吊着、危危欲坠。

27日下午,“聚福缘公寓”附近一家服装厂的员工正在把器械、家具等搬上大卡车,准备连夜载往苏州。

员工张先生(46岁)表示,不打算随老板去苏州,而是会回安徽老家找工作。

“留下来没意思。政府这么做就是在逼我们外地人离开。”不过他也相信,强拆的决定与上级领导无关。

“这应该只是地方官员做的。习主席说过,他最牵挂的就是我们这些困难群众,我相信他还是关心人民的。”

专项行动被指针对外地人

虽然政府一再强调此次清理行动并非针对外地“低端人口”,但由于受影响人群多为从事低技能工作的外地人,因此舆论还是普遍认为,火灾给了官方一个强行清退外来底层工人的绝佳借口。当局称,展开的专项行动已排查超过2万5000处安全隐患,但官方没有公布受影响人口的具体数字。

独立时评人陈杰人说,驱逐底层工人暴露了城市管理者的愚昧。

他说:“中国的城市管理者有一个思想误区,以为城市就一定要是高大上、整齐划一、漂亮的。一个城市就像一座森林,不仅应该有攀天的大树,也应该有灌木、苔藓、地下菌类等,这样才构成参差不齐但生机勃勃、错落有致的生态体系。”

北京市日常运作 靠底层工人维持 

事实上,北京市的日常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也都靠底层工人的服务来维持:市民需要快递员送快件、外卖小哥送餐、小时工打扫卫生、维修工通下水道等。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向《财经》指出,春节期间农民工返乡时,北京勉强还可以维持七天或半个月,但也仅限如此。他说:“如果他们不回来,城市的服务业将会面临崩溃,劳动成本将会大幅度上涨。”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铁民则告诉央视新闻,如何让流动人口有舒适、安全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斯伟江律师指出,东京的经验显示,应该让城市自然往外扩展,再把公共交通设施延伸出去,以容纳更多人口。

他说:“把人都赶走,这个方法很简单,也立竿见影。但这边赶了,只要有市场和需求,还是会有另一批人尝试进来的。”

他建议,政府应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有隐患就排除,或给底层工人建造卫生、安全条件好的廉租房,而不是一味地拆除他们的住处。

不过,政府其实也面对建造廉租房结果吸引更多外地劳工涌入北京的矛盾。

北京政府已表示,该市现有的资源和基础设施无法无限量承载不断增长的人口,因此需要疏解非首都功能,把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

但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滕彪指出,大量人口涌进北京,导致就业机会和收入减低,人们自然会离开,市场会自动调节人口,政府无需插手干预。

滕彪认为,政府之所以会有限制底层人口的想法,是由于户籍制及其歧视性政策方向的长期影响所导致,造成上亿农民在大城市打工生活,却因没有城市户口而沦为二等公民,享受不了平等的福利、保障、教育权、选举权。

反之,正常的社会不应该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而是要通过教育等基本社会福利,让最底层的人有机会向上流动。

斯伟江也指出,“低端人口”的提法本身就极具歧视性色彩。他说:“中国共产党称自己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现实中却还是存在精英意识,处处强调‘顶层设计’。”

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学院房地产系副教授符育明则提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通州副中心、雄安新区等建设,把政府资金、公共教育、医疗等资源往外输出,使更多高收入者愿意搬离北京,才是疏解城市人口的方法。

他说:“低技能工人依赖高收入者提供就业机会。如果其他城市也拥有相同资源,高收入者愿意到那里工作,人口分布就会更加平衡。”

执法缺乏法律依据

受访专家说,政府借着火灾“血的教训”下决心要整治有重大消防隐患的住房,出发点本是好的,但一刀切的执行手法却过于简单粗暴,暴露了当局城市治理和执政理念的极端落后。

根据官方说法,“三合一”“多合一”等建筑和工业大院把仓储、生产、人员居住等功能混为一体,人员密集,缺少消防设施和逃生通道,安全隐患突出,一旦发生火情极易导致重大人员伤亡。

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人接受官媒新华社专访时强调,此次专项行动目的是“为了人民生命的安全”。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北京城边村确实有不规范的建筑,政府要进行治理并不为过,也能为进京务工的底层工人提供更安全、有尊严的居住环境。

不过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斯伟江律师指出,专项行动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是因为政府没有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他说,建筑物是否属于违章建造,需按法律规定和程序认定,认定后也要通知当事人,提出行政诉讼、允许行政复议和申诉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则说,违法建筑需由当事人限期拆除,若当事人拒不执行,政府才能采取行动。

他说:“法律也明确规定,不能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水停电、停止供热供燃气等手段,来迫使当事人离开。”

王江雨认为,在寒冷的冬天限期民众三天到一周要搬离,不给他们任何缓冲时间、不进行适当安置,甚至还断水断电砸东西,是很不人道的行为。

他说:“不论政府的出发点有多么正当,这种粗暴的手段都是不可取的,是非常缺乏现代性的。”“这也体现了政府管理理念的落后,缺乏法治观念、程序意识,和基本的人文关怀。”

事件发酵一周后,北京市政府紧急出面作出了补救,承诺为务工人员安排再就业、为他们解决居住问题。不过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也强调:“首都的安全稳定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要把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

独立时评人陈杰人批评,这凸显了为官者不是真正对人民负责,而是对自己的乌纱帽和政治负责。

他说:“我相信很多官员肯定还是有内心良知的,他们知道这些行为不对,但为什么还这么做?因为他要向上级证明他对这件事的态度,他坚决落实了领导的指示。”

不过,王江雨在这场悲剧中仍看到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一丝曙光。

他说:“以前大家对政府的粗暴行为都会忍气吞声,没有人会探讨其合法性。”

“但现在很多知识分子,甚至是普通民众,都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专项行动是否合法。这也说明中国社会的法治意识正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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