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碳税及时但需更多思虑

社论

对抗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在去年11月4日生效,新加坡承诺在2030年前,把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从2005年的水平削减36%,争取让新加坡的碳排放量,在2030年左右达到顶峰后保持稳定。财政部长王瑞杰在本月20日公布新财政预算案时宣布,政府为了推动碳排放大户采取必要的减排措施,实现我们的减排承诺,计划从2019年起征收碳税。

新加坡虽小,但人均碳排放量位列世界第26位。总理李显龙早在2010年已承诺新加坡将实施碳用量定价的政策。李总理当时在新加坡国际能源周的论坛上说:“如果世界各国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达成共识,意味着新加坡必须遵守国际义务锐减碳排放量,政府就必须明确为碳用量定价,以向市场发出节能减排的正确信号。”

征收碳税在国际上面对诸多挑战,反对者认为它会导致经济增长受阻、就业机会流失等冲击。澳大利亚政府在2011年开始征收碳税,但因为受到多方强烈反对而在2014年废除。不过,瑞典的经验显示,只要落实得当,其成效是巨大的。根据瑞典的国家官网资料,瑞典在1991年开征碳税,1990年时的碳排放量是7180万吨,2013年降至5580万吨,减幅22%;期间瑞典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8%。由此可见,征收碳税不会阻碍经济增长。瑞典1991年的碳税率是每吨约40元,如今已涨到每吨约187元,为世界最高。

新加坡政府考虑对六种温室气体征收碳税,碳税率是每吨温室气体10元至20元,征收对象主要是上游的碳排放大户如发电厂、炼油厂、半导体公司等,而不是电力消费者。

碳税是一种庇古税(即根据污染程度对排污者征税,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最先提出而命名),它不应成为政府增加税收的办法。征收碳税应该本着提高资源有效配置和使用效率的理念,将税收重新投入到环境保护方面,加强环境投资、治理和管控。因此,在接下来的公众咨询和碳税政策制定过程中,我们应该关注碳税的使用,包括如何协助碳排放大户提升科技减碳、资助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收集和封存碳、提升工商业建筑能源效率、补助受影响的低收入家庭等。

征收碳税旨在提高石化能源的环境成本,拉近石化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差距,进而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吸引力。根据瑞典的经验,它逐步提高碳税之余,也发展可再生能源及核能。目前,可再生能源及核能发电量满足该国92%的能源需求。然而,新加坡受限于空间和环境因素,难以发展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风力和水力发电基本可以排除,太阳能发电仍难以成为主流。

有人认为,征收碳税可以刺激碳排放大户采取创新措施减排,但本地能源公司表示,新加坡目前的天然气发电效率极高,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不大。天然气是污染最低的石化能源,新加坡95%的电力供应来自天然气发电,而本地天然气发电厂已采用高效的燃气联合循环发电机组。换言之,新加坡已采用污染最低的石化能源,和效率最高的天然气发电机组,业者能提升的空间有限。

这么一来,新加坡面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空间和石化能源提升空间都有限的情况,政府或许应该探讨其他低污染能源,特别是核能发电。尽管政府在2012年完成的核电可行性前期研究结论,是暂不考虑建核电站,但这项政策可能须检讨。李总理曾说,新加坡不能排除以核能作为替代能源之一,他预计在自己有生之年,新加坡将建有一座核电站。

从上游的排放大户,到下游的电力消费者,将无可避免地受到成本增加的冲击。本地主要发电厂大士能源、圣诺哥能源和杨忠礼西拉雅能源已表示,增加的成本势必转嫁下游。这直接意味着电费将涨价。国家气候变化秘书处估计,开征碳税后,现有电费将上涨2.1%至4.3%。尽管这个涨幅远低于过去六年的季度性电费价格波动,但长期而言,碳税率会不断上涨,所以电费也将跟着上涨。

除了工业碳排放,政府也应减少交通方面的排碳量。有统计数据显示,预计到2020年,来自交通领域的排碳量将占14.5%。政府应推出全面的政策框架,鼓励本地采用高能源效率汽车,甚至电动车。

LIKE我们的官方面簿网页以获取更多新信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