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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父亲更加主动自发地参与到育儿之中；当母亲不必再处于权衡事业与家庭的矛盾中痛苦无助，生育率的升高也就不那么远了吧。
新加坡在年初推出全新的父亲陪产假。根据人力部的相关条例，在2017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孩子，其父亲可享有两周政府补贴的带薪陪产假。此外，从今年7月1日起，父亲还可从母亲16周的带薪产假中，共享四周的产假。从只有母亲才享有产假，到今年的两项新变化，反映了父亲照顾幼儿的责任越来越得到重视，以及政府、社会和家庭对改变新加坡长期低生育率的共同努力。
新加坡的生育率自1975年之后一路下降，总和生育率在1970年时为3.07，也即每位育龄女性一生平均生育3.07个子女。这一数字在1975年下降为2.08，而在1977年更是跌至1.82，低于更替生育率——总和生育率2.1才能维持无迁移状态下平稳的人口水平。新加坡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0。
新加坡低迷的生育率受到个人化的生活方式、教育周期的延长、生活压力的增加和育儿成本上升等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其中最不容忽视的是女性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角色的变化。一方面，现代化进程给予了当今女性更多发展自身、拓展事业的机会，女性教育、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她们得以在职场上风生水起、独当一面；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家庭之中，女性照料家人、打理家务的传统角色却并未对等地削弱。新加坡女性，需要越来越多地担负起家里家外的双重压力。
女性角色的日益吃重以及与之相伴的低生育率，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十分普遍。今年年初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场演讲中，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玛丽·布林顿（Mary Brinton）基于夫妇在家庭和工作中的角色关系，将社会划分为四种类型：“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型；亲工作保守型；如同美国社会一般的灵活平等主义，即女性可以自由自主地选择她们在家庭和工作中分别扮演的角色；以及如同北欧国家一般的全面平等主义，即男性和女性对等地享有发展事业的权利并分担家庭责任的义务。
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都被划分为亲工作保守型为主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女性面临着同时兼顾家庭与工作的巨大压力。布林顿在其研究中进一步发现，几个以亲工作保守型为主的国家，都面临着生育率走低的局面；相对的，以灵活平等主义和全面平等主义为主的国家，总和生育率大多高于1.50。
基于相关研究，与其他东亚国家比，中国的性别不平等相对较弱。即便如此，近年来中国的相关研究也都普遍指向女性在职场上日趋增长的压力，和在家庭生活中持续的沉重负担。2015年10月，中国政府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结束了它始自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孩政策。尽管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2016年的出生人口高于2015年，然而，这一政策的效应仍低于预期。这固然受到育儿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不容忽视，它与两性角色在家庭和事业上的不对等关系密切相关。
我与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宇发表于2016年的研究发现，相比起生育一个孩子的父母，生育两个孩子的父亲会更多地花时间在工作上，而更少地照顾家人。对于母亲而言，这些影响却并不显著。同时，不仅在父母的经济生活方面，生育两个孩子对父母亲主观感受的影响，也具有鲜明的性别差异。具体而言，生育两个孩子的父亲会对自己的事业和未来都更加充满自信心，而生育两个孩子的母亲会感觉更快乐、对生活拥有更高的满意度，同时对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拥有更高的评价。
也就是说，尽管基于研究结果，生育更多孩子给父母亲都带来了正面的主观感受；但在这些影响背后，其清晰的性别差异都在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在当代中国，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依然存在。除去父母亲在其时间分配上的明显差别，由于母亲要比父亲承担起更多照料、养育孩子的责任，她们所拥有的正面的主观感受，往往分布在对于生活的整体感受和与社会交往相关的感受上。同时，赚奶粉钱、赚学费的责任还是更多地由父亲承担，相应地，他们也仅在与发展自身和事业相关的主观感受上有所收获。
由上可见，想要推动生育率的提高，来自于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努力都不可缺少。一方面，在现有政策支持的基础上，政府和雇主如何进一步相互合作，为年轻父母提供更加长期而灵活的陪产假、育儿假至关重要。更为根本的是，社会、家庭以及个人能否更加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到，孩子的到来所带给父母亲的不同压力，从而在职场和家庭中都努力建立起更加平等的性别关系。
当全社会和每个家庭都能自然地认同男性和女性拥有同等的工作权利，并都应承担起照顾家庭和孩子的责任；当父亲更加主动自发地参与到育儿之中；当母亲不必再处于权衡事业与家庭的矛盾中痛苦无助，生育率的升高也就不那么远了吧。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系列是国大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提供的研究简要，由不同专家学者执笔，每月第一个星期天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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