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鱼忘筌
人的欲望是真实的，可是如果人的行为仅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就只能永远困抑在好逸恶劳的生物本能层次，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生命。
在2015年以前的10年里，本地20岁以下的落网嗜毒者每年平均增加7%；20岁至29岁的落网嗜毒者，每年平均增加11%。尽管2016年的数据没有进一步恶化，年轻人吸毒的现象却引起关注。该年共有1334名未满30岁者因嗜毒落网，占总数四成。在嗜毒初犯者当中，未满30岁的则有895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与传统上嗜毒者因生活不如意而自暴自弃的形象不同，今天的嗜毒者，特别是年轻嗜毒者，不少来自中产或以上的良好家庭。毒品对他们并非逃避的工具，而是享乐的手段。优异的生活条件使得他们不再满足于一般的娱乐，转而追求毒品所带来的欲仙欲死的快感。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英文的drugs就同指药物与毒品。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药物获得肉体与精神上的快感，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巫医的土方乃至道士的炼丹术，都是在追求这种灵肉的解放状态。源自英美当代流行文化的娱乐用药物（recreational drugs），也是通过这类专门让精神陷入迷惘状态的毒品，为狂欢会助兴。
除了酒精与烟草这两大类，大多数的娱乐用药物都是非法的，其中又以大麻最为流行。美国的自由派所推动的大麻合法化运动，主要论据之一就是大麻对身体的危害不会比酒精和烟草严重。但更有意思的是运动背后的意识形态，反映了自由主义因对个人的无限重视，所发展出的以个人感受为衡量标准、异于传统的幸福观。
以色列新锐历史学者、《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说，现代心理学和生物学对幸福的定义是“主观幸福感”，包括当下的愉悦感和长期的满足感。而生物学从生化与基因的研究入手，开启了对人的幸福感的全新理解。人的幸福感其实可以仅从生理现象解释——愉悦感。这种愉悦感主要来自人体的几种化学元素作用，如多巴胺（dopamine）、血清胺（serotonin）、安多芬或脑内啡（endorphins）、催产素（oxytocin）等等。
人受到外在刺激，经历正面积极的事物像获奖、加薪，或因为美好的香味、悦耳的音乐、性交高潮，催生体内这几种导致愉悦感的化学元素。如果能够由操纵神经系统入手，直接用诸如大麻、海洛英、安非他命等，催生同样的化学元素，所产生的愉悦感，是否等同于幸福？
这种幸福观主要源自于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或译“效益主义”）。他把幸福简单定义为：一个行为所导致的愉悦，减去其所导致的痛苦的差数；政府的任务在增进快乐，减少痛苦，最高原则是“最多数的人的最大幸福”。西方哲学界对于功利主义的批评很多，而这种纯粹从个人的主观感受来定义幸福的做法，也很容易走入依靠药物来制造虚幻幸福感的歧途。
强调以个人主观感知为判断标准的幸福，会从虚无主义堕入极权的深渊。在世界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之一的《美丽新世界》里，人们把纵欲的性交当做正当娱乐，服用“索麻”致幻剂来感觉快乐，而沦为被科学严格控制，无法改变自身命运的“幸福”奴隶。旅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陈冠中2009年出版的《盛世——中国2013年》，也有类似的情节。国家把最新版的亚甲二氧甲基苯丙胺（简称MDMA，摇头丸的主要成分）偷偷添加到自来水和所有饮料中，“微调”民众的情绪，结果“广大人民心情好，全社会和谐，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快乐指数最高的国家，家庭暴力和农村妇女自杀案例明显减少”。
对比中国人的“吃苦”、日本人的“我慢”（忍耐之意）等美德，因个人主义盛行而强调及时行乐的美国人，则不断投入大量资源，研发生产各种能立竿见影的药物，诸如各种强效止痛药来减少疼痛，调整体内化学元素来改善情绪的精神病药物，背后的假设就在于对幸福的功利主义认知。其副作用也日益暴露出来，对类鸦片（opioid）强效止痛药的依赖，导致成瘾和过量使用致死等社会问题——美国人口占全球的5%，使用的类鸦片剂量却是全球的80%。“毒药文化”（drug culture）成为美国特有的社会现象。
显然，幸福并不是减少痛苦或增加快感那么简单。真正的幸福不能没有伦理道德的层面，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东方的儒学，都不约而同地达致相似的结论，把实现“善”当做导引欲望的人生目的。人的欲望是真实的，可是如果人的行为仅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就只能永远困抑在好逸恶劳的生物本能层次，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生命。唯有通过学习和厉行美德，把自己的欲望导向人己两利的善，才能在这个追求“止于至善”的目标中实现幸福。这当然不是一个没有痛苦和挫折的过程，但生命意义和幸福的实现，就在于持续的自我克制和超越当中。
缺乏“已欲达而达人”美德的生命，纵使身处丰衣足食的环境，也会因为没有目标而容易无聊，进而要借助药物催生的快感来体验“幸福”。探讨当前的嗜毒问题，恐怕不能无视这个深层病因。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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