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之言
学者作家刘禾在《六个字母的解法》中有一段写了巴黎和纽约街道命名的差异，特别有意思。
巴黎有许许多多以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电影导演命名的街道，如新浪潮电影导演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19世纪数学家勒让德（Legendre）、17世纪天文学家拉孔达明（La Condamine），另外还有达芬奇、加利略、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福楼拜、加缪等等，而纽约曼哈顿则是东南西北、一二三四。
前者热烈拥抱自豪的本土知识发展历史，后者强调地图的实用意义。
上个月底，开车上吉隆坡逛吉隆坡海外华文书市，发现吉隆坡与周边，新的道路命名方式也都是数字挂帅的，第一区第二区，不像老区的苏丹街、巴生路。这似乎说明了某种城市设计的趋势，命名方式已从历史感（有时候是主题性的，比如新山有个彩虹花园，路名就是各种颜色）过渡到实用性。
谈到路名的实用意义，我想起上海。十年前住上海的时候，那些路名无助于辨认方向，但路牌的设计非常实用，路牌两端下侧注明了东南西北的方位，行走在路上就不会分不清方向，也就从来不需借助GPS的力量（那时候也不普及），靠一张实体地图就能逛遍大街小巷。
上海的街道命名，把整个中国主要城市都收录其中，南京路、北京路、厦门路、桂林路等等，后来蒋介石把这套命名系统照抄到台北去了。那些刚离开大陆的人，每天走在街道上，就有了乡愁；街道的命名又有了不同的意义。
原来早在晚清，上海作为租界区的时代，英美当局就曾建议用中国各大城市为街道命名，此外他们也大量以欧美人的名字为街道命名（这在新马也很常见），直到1941年，汪精卫坐镇的上海市政府实行去殖民政策，才把所有欧美路名取消。
人口普查、制定地图都是政权有效统治的证明，城市的规划改变了生活其中的人们的所看所思，也提供了想象共同体的记忆线索。
我曾在这个专栏里谈到云南园校园内街道命名的变迁。1950年代，二战后马来亚民族主义兴起时期，南洋大学的路名、建筑物名称，多以中国地名与马来亚各州州名命名。1980年被“合并”，后来南洋理工大学成立，如今南大校园街道路名也都改变了。
有趣的是，这种改变发生在南大，却不在广义的新加坡。
如果你翻阅新加坡街道册子，虽说景观的变化巨大，但许多历史记忆都被保存下来了，中国地名、马来半岛地名、英殖民政府名人到本地闻人都有。可见南大在政治上是非常敏感的。再进一步看南大最近发生的食阁餐牌不准出现中文字的争议，不得不感慨，难道这是某种奇异的继承？
不过我们又不能过度诠释，因为时间会冲淡这些功能。比如槟城著名的关仔角，它的英文名Gurney Drive，是在1951年确立的。街道的重新命名是为了纪念同年被马共暗杀的英国驻马来亚最高专员亨利葛尼，可见其政治意涵极深。葛尼之死，改变了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历史。可是我们在关仔角吃着炸鸡皮、炒粿条的时候，很难会把这一切联系到一起。也许这又与“关仔角”这个俗称有关了。
“俗”的力量也许是对抗官方霸权的最佳武器。
最后要说，明天之后，就再也没有结霜桥旧货市场了（虽然拯救结霜桥的组织物色了新地点打算承租，但一切还未谈拢）。
双溪路已经没有制冰厂了，又即将失去旧货市场，以后人们还会继续称它结霜桥吗？
（作者是本报记者 yxtan@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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