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道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肯把手中的法律文件给我。
近年来碰到一些主控官，记者和他（她）虽相隔不到一把30公分尺的距离，他们却无视站在他（她）面前的我所提出的要求，反而指示记者发电邮给公关，辗转索取当下在他们手中的文件。明明是垂手可得的文件，对记者来说是这么近却又那么远。
结果，公关不也是得电邮主控官提出同样的要求，而公关提供给记者的版本，通常与主控官在公堂上念出的无异。不仅如此，公关在电邮中也只不过是附上文件，多数时候都无需增值。
对于上述主控官的做法，记者百思不得其解。
原以为总检察署下达命令，禁止所有主控官直接交文件给记者。
然而，有一些主控官，无论是资深或入行不久，却非常乐意配合，其中有的甚至从已装订成册的本子撕下记者需要的内容。
主控官受过法律教育，知道法律文件一旦提交公堂，属于公开文件，没有机密。倘若有不能报道的内容，文件不论是通过主控官或公关取得，记者都受法庭的封口令或相关法律条文约束。莫非主控官手中的文件，经过总检察署公关的电邮发过来，就多了一道护身符或镀了金？
主控官的法律文件，与一般机构受询时需要经多层主管批阅的回复不同，前者是已经提交公堂并无需进一步斟酌、也不必交由公关润饰的资料。
公关的工作是经营机构的形象、品牌。毫无增值地转发法律文件的差事，是不是让总检察署这些大学毕业的公关大材小用呢？这么做浪不浪费纳税人的钱，影不影响生产率？
或许，主控官会辩解说，与记者打交道、把文件交给他们，也不是主控官的工作。的确，这不是主控官的主要工作。然而，当主控官在公堂上促法官对被告施加杀一儆百的刑罚时，没有媒体广泛报道，协助传达控方、法庭要发出的信息，有同样犯罪意图的公众会知道、能达到所要的阻吓效用吗？以最近的一个例子来说，我在开庭前打听了案情之后，当面要求主控官在案件提堂后把文件交给我，她把我转介给公关。我即刻给公关发了则短信打声招呼。
休庭时，同事按照主控官的指示，正式发了电邮给公关，当时是早上10时48分。
过后，我去了另外一个庭室又看见该名主控官，询问后知道她在该庭出现并非有其他案件。
当天傍晚6时零9分，我们七个小时又21分钟前所要求的文件，终于姗姗送达我们的邮箱。
主控官当天要求法官对没有给狗儿适当治疗的狗场业者，施加起阻吓作用的刑罚。她促法官判被告20万元罚款，以及史无前例地禁止被告不得经营任何与动物有关的生意一年。这是法令近期修正后，赋予法庭发出禁令的权力。
20万元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打击被告生计一年也不是小事。被告无疑是咎由自取，可是法律除了要惩治罪犯，也要尽量避免同类罪行发生，所以若被告以外的农场老板知道会有这般严重的后果，相信他们会谨慎对待动物。
当我表明有意把主控官要记者辗转索取文件的做法写出来时，面对中午截稿时间紧张的两名晚间报章同事马上拍手叫好。他们的反应，我完全能明白；让我费解的是，一些主控官迂回的做法。
（作者是本报记者 peckgek@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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