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岛国，瑞士是阿尔卑斯山小国，这两个小国相映成趣，在很多方面很相似。
瑞士位于欧洲中部，自古就有王亲国戚或名门望族靠据守交通要道征收过路费和税收致富。新加坡位于东南亚，扼守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道要冲，转口贸易和金融服务一直是我们的经济命脉。两国都没有什么天然资源，经济发展高度依靠工业、贸易和金融业，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资产。
这两个国家都曾经穷过，从饮食可以看出这一点。瑞士国菜奶酪火锅由多种奶酪融化而成，以面包或马铃薯蘸着吃，是一道非常简单的美食，没有丝毫奢华气派。其国民美食瑞士薯饼更简单，就是马铃薯饼配上鸡蛋或香肠，早餐、午餐或晚餐都可以吃。新加坡的许多小贩美食分量大、口味重、淀粉含量高，就是为了让辛苦工作的人能填饱肚子。
这两个国家都是多元化的社会。瑞士由德语区、法语区和意大利语区组成，瑞士人基本会说至少两种语言。说法语的瑞士人像法国人般随和浪漫，说德语的似乎也有严谨、做事周全、细节考虑周到的性格，这可能是瑞士钟表业能领先世界的原因之一。我们的社会则更为多元化，有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
我们的上一代领导人可能认为，新加坡和瑞士很相似，瑞士做得到的，新加坡也做得到，甚至可以做得更好。
1984年，时任国防部长的吴作栋提出以瑞士为学习目标，要在新千禧年之前实现国民所得达到瑞士在1984年的水平。这一目标在1990年代得以实现。紧接着，当时任总理的吴作栋再订下另一个向瑞士学习的目标——优雅社会，而且以公共厕所的卫生程度，作为是否达到优雅社会的衡量准绳。李显龙任总理后，我们开始学习瑞士在科研方面的发展与政策制定。
在可以大量投入公共资源的领域，我们或许推进得很快，也取得不错的成绩，但在涉及人文素质、不能单靠公共资源的领域，我们还须进一步努力。
例如本地公共和私人机构投入科研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或许已经和瑞士差不多，但我们要像瑞士那样诞生爱因斯坦和诺贝尔奖得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瑞士在钟表业、制药业的成就与发展，也是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就连公共厕所，我们也差得远。
或许我们最该学习瑞士如何提高国民幸福感。提升国民幸福感涉及各种因素，这里举两个例子：高度可靠的公共交通与直接民主。
瑞士铁路交通发达，全国覆盖了5000多公里铁路，平均每人每年乘搭铁路交通2500公里。这若放诸新加坡，相当于每个人每天都搭地铁上下班。如果公共交通可以做到无缝衔接，网络广泛，准点、可靠、安全、舒适，人们自然愿意以公共交通代步。搭公共交通的心情会比自己开车更畅快，自然有助于提高幸福感。
瑞士的直接民主是其政治特点之一。瑞士公民可以发动公投对国会决议投反对票，也可以提出倡议要求举行公投通过，例如去年就有瑞士人提出，所有公民无条件每月领取2500瑞士法郎的法案，只是最终公投没有通过。这里不是说我们学习这种直接民主，而是给予国民更多机会参与讨论决策过程，例如就政策拟定进行更多公众咨询，涉及宪法修订则更应该进行广泛的公众磋商。最重要的是，公众咨询不能沦为走形式。
我们从首次提出学习瑞士至今已经33年，政策性的东西已经学到手，学习人文素质、优雅社会、国民幸福感等则需要更强的政治意愿；很多时候，放手，才能学到手。
（作者是本报评论员）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