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耐性，反映在公共领域所展现出来的薄弱或缺席，或许纯粹流于表面，却促我不禁思考——我们一定要那样急促不安的活着吗？
近年除了一两次父母卧病必须回来长时间照看，否则回国最长三周，最少数日。短短时日里，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国人的步伐冲得越来越快，似乎人人睡眠不足，耐性严重缺失，有时快到连说一声“谢谢”都觉得奢侈，彼此间的语言变得乏味苍白。
上超市购物，当收银员找钱，对方把钱塞到我手里时双目直视，反而是我自觉的向对方说“谢谢＂，而对方冰冷的眼神瞬间转移至我后方的顾客，不耐烦的说：下一个。我像是碰了一鼻子灰，尝试说服自己这是个别的例子，后来慢慢发现，这样的情况在本地相当普遍。
这两年父母的年纪大了，行动力大不如前，促使我越发注意生活中行动迟缓的人。在超市里推着购物车的妈妈行动稍微慢些，后面的人毫无保留的发出“啧啧”声响，或是发出长长的叹气。在组屋楼下走廊，看见一位老先生缓步慢行，后面骑着电动踏板车的青少年不耐烦地用英文高声说“借过，借过”。老先生要快也快不了，连转身向年轻人白眼的力气也没有。
人与人之间的耐性，反映在公共领域所展现出来的薄弱或缺席，或许纯粹流于表面，却促我不禁思考——我们一定要那样急促不安的活着吗？
我们的焦躁表现在毫无一丝柔意的眼神，似乎永远飘向远方，并且很不愿意为彼此停留片刻，耐心地听对方把话讲完。我们也根本来不及看彼此半眼，微笑当然也是多余的。生活中如此急促的步伐，容易转化为更多负面情绪，逐渐蔓延，并加剧至生活的各个层面，定格为我们人际关系的相处方式。全世界都知道俄罗斯人不爱笑，起码对陌生人而言是如此，但我反而觉得更难笑得出来的是住在这里的我们。新加坡人其实很善良，也很友善，但是在一隅独处时，我们确实是紧绷得很。
脑海里，在其他生活过的城市的消费世界里，收钱的那方不说“谢谢”的，我还真没见过！我不忍心抱怨，只是在想，新加坡人怎么跟别人越来越不一样，我们好像也接受了这样的自己、这样的社会；或许居住太久了，很多人根本没有发现或是不在乎。如果把自己当成是初来乍到的游客，如此急躁的社会隐藏了什么？这难道是我们为社会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
人浮于事，谋生立业，我们一直被别人打分和评估，连公司企业也有绩效指标（KPI） ，我们何不为我们的社会打分、评估，同时也为我们自己打分、自我评估，以营造一个更好、优雅与和谐的社会？
确实，我觉得我们还称不上优雅，但是我们一点也不差。当那对夫妇在小贩中心对那位想要共用桌子吃饭的老先生动粗时，新加坡人的善良基因被挑动起来，以人神共愤之势，集网民力量，人肉搜索揪出这对夫妇以负起法律责任。舆论的压力、或受良心谴责，以及现实的考量，两人最终受到制裁。这也是我们社会发出鲜明的指标，对无法容忍的行为毫不手软。
社会行为的规范，我们有法律的保护；社会运动的推行，只能有限度的发挥作用；社会关系的和谐与润泽，唯有靠人心。我们扪心自问，面对飞快步伐的压力和追求效率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对下属、同事和朋友少了体谅，对年幼的孩子少了耐性，尤其是对年迈的父母更没有时间去听他们说话？奔忙中的我们是不是忙到无暇自问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或退一步想——自己真正不要什么？
社会和国家可以飞跃似的追求进步，制度可以精准到位，唯独不能妥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那股“人味”，一旦被所谓的速度和效率、冷漠和漠视等侵蚀殆尽，我们就再也找不回该有的温度和温情。
父亲卧病在床多日已逐渐康复，我在他的病榻旁发挥记者本色，问起1938年出生的他如何度过日战时期。我也因此第一次知道他在那个时候以几岁大的稚龄，从柔佛南部的小镇被大妈和大哥带着坐火车飞奔到彭亨州避难。他们在亲戚的帮助下很快的盖了房子，找了一片地种稻米，住到日军撤走才回去。居住的地方经常看见许多孔雀走来走去，连白色的大象他们都见过。我问他吃饭配什么菜？他说，自己种的米香得不得了，干吃米饭都很美味。
过去，我从来没有这般耐心听父亲的故事。明天后天我还是会继续“访问”他，听故事、写故事……陪伴，就是谢谢他最好的方式。
（作者目前在台湾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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