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鱼忘筌
对于财富的态度，儒家显然并不排斥，可是大前提是立足于仁义。
财富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工具和手段，目的则是人民本身。
大学时老师教过《盐铁论》，很惭愧，至今已经印象模糊。在书店偶然看到台湾文化人詹宏志编撰的《盐铁论——汉代财经大辩论》（时报文化出版，2012年），买回后重读，又有了一些不一样的体会。
詹宏志在进入文本前，扼要地介绍了这场大辩论的时代背景，以及辩论双方的基本立场，帮助读者在阅读正文时，明白辩论发生的历史条件。同时，他也在每一章结束时设置了“讨论时间”，把辩论主题引到当代的社会经济，借提问当前的一些时事课题，促使读者进一步思考。
《盐铁论》发生于汉武帝逝世后，八岁的汉昭帝继位，由内戚霍光担任大司马大将军，与汉武帝重用的“兴利之臣”御史大夫桑弘羊共同辅佐。汉武帝八次派大军远征匈奴，终于把这个威胁汉朝多年的北方大患逐出漠北。但连年用兵，也消耗了文景之治70年所累积的充裕国库。为了增加收入支持远征，汉武帝启用了一批商人出身的官员，桑弘羊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桑弘羊制定了一系列影响汉代深远的政策，包括开征商业和工业税（算缗）；由政府专卖盐、铁和酒；均输和平准来稳定物价；买官赎罪。这些新政为政府增加了大量收入，《史记·平准书》评论其效果为“民不益赋而天下用绕”（不增加百姓税负却让国库充裕），但是政府却因而更像是一家整天想着赚更多钱的公司。虽然老百姓耕田不必多缴税，但是新政导致其他形形色色的收费却越来越多，不胜负荷的农民不是卖身豪门，就是逃进山林变成盗贼。同时，新政与民争利，又形成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汉武帝晚年有一年大旱，一个叫卜式的官员诅咒说：“亨弘羊，天乃雨”（把桑弘羊丢到锅里去煮，天才会下雨），反映民间对其财经政策的愤懑。
霍光为了改变桑弘羊的政策和夺取他的权力，就在汉昭帝六年安排了几十名民间推荐的有品德学问的儒家知识分子（称“贤良”和“文学”），与桑弘羊等财经官员辩论政策。这场辩论后来被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当年会议的记录整理为《盐铁论》。
从儒家知识分子和桑弘羊等财经官员之间的诘难可以看出，双方争议的焦点虽然很多，但“贤良”和“文学”主要是根据儒家经典，指责当朝官员的政策只顾朝廷利益，不顾百姓疾苦；而官员则讥讽知识分子只懂得高谈阔论，不明白治理国家的难处。贯穿其中的一大分歧，就在于儒家所谓的“义利之辩”，这涉及伦理学中关于道德评价的标准。儒家知识分子对官员的责难，主要就在于官员只看短期甚至个人利益，而忘却了政治的终极目的，应该是创造人人都可以追求美好生活的条件。官员却认为“贤良”和“文学”迂腐，只知道谈仁义却忽视了国家的财政需要。
官员对于“贤良”和“文学”的批评，似乎也是不少人对于儒家的印象。这恐怕来自《孟子》开篇对梁惠王的著名开场白：“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似乎把义利尖锐地对立起来。《论语》也引述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暗示义是正面价值，利却有违道德。义利之辩的重要性，正如北宋大儒朱熹所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另一位北宋大儒陆九渊也说：“学无深浅，首在辨义利”，可见其要害所在。
但是儒家真的重义轻利吗？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相当能体现儒家对于义利的辩证看法。孔子自己也说过，如能致富，哪怕是赶车也会去做；如不能，则随自己所好（“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则从吾所好”），可见儒家并非对财富采取自命清高的姿态。《论语》还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太平盛世却没有努力摆脱贫困的人应该感到羞耻，因为他不是无能就是懒惰。
《四书》之一的《大学》，就强调了治国理财的大道理，“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发财的根本之道是以义为利，而且清楚表明治国离不开生财。对于财富的态度，儒家显然并不排斥，可是大前提是立足于仁义。财富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工具和手段，目的则是人民本身。一味追求财富而忘却了目的，才是儒家所反对的。
明白了这层道理再读《盐铁论》，才能体会两造的根本分歧，正在于财经官员所维护的政策，正是儒者所反对的与民争利、以身发财的不仁之政。尽管国库能够从中获取新财源，但是最终伤害的却是一般百姓的生活。汉武帝之所以能够有充沛的国家资源连续远征匈奴，靠的正是前两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文景之治。因为朝廷不扰民，民间才能凭自身的活力让经济有活力、社会繁荣昌盛，国库自然也有大量盈余。套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儒家似乎更接近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的放任态度，当然两者并不能相提并论。
年度财政预算案辩论就将展开，从舆论的走向看，加税以应付不断增加的医疗开支，似乎势在必行。社会对于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也充斥着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两千多年前发生在汉朝的那场辩论，当然不可能作为今天财政预算辩论的直接参考，但是其中所体现的精神道理，以及对财富的态度，却不无启示意义。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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