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曼:那些看不到的不平等

一场由不同学校学生参与的比赛。(档案照)
一场由不同学校学生参与的比赛。(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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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社会财富差距和收入不均问题的讨论,很多时候可能只是泛泛之谈,并没有更深刻地去探讨低收入与弱势群体所面对的复杂挑战,反而隐蔽了我们必须去正视的现实。

“只要完成作业,今天剩余的时间,可以用来看你喜欢的书。”

在课堂上,语文老师为了敦促班上的学生,有时候或有意或无意,会抛出这句话。功课写得快,就有更多时间看课外书,这奖赏制度乍听之下非常公平,但最近和在国立教育学院接受教师培训的妹妹聊天时,她提起上述例子,却是作为“反面教材”的。

她指出,很多时候老师会以为,“完成作业”是衡量学生努力的中性标准,却忽略对于学习能力较差的同学来说,“只有完成作业才能看课外书”的教室规范其实不公平也不包容,甚至会导致恶性循环。结果是进度快、领悟能力高的学生,有更多空间提升自己,而进度比较慢的学生,则只好挣扎着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老师所设的目标;两组学生的起跑点永远不同,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可能越来越远。

社会上许多看似“公平”的规则与制度,往往潜藏着一些问题,所谓平等与否的判断,很多时候也存在许多假设和偏见。最近读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张优远博士的英文新著《原来不平等长这个样子》(This Is What Inequality Looks Like),想起了妹妹提到的例子,也开始意识到,围绕社会财富差距和收入不均问题的讨论,很多时候可能只是泛泛之谈,并没有更深刻地去探讨低收入与弱势群体所面对的复杂挑战,反而隐蔽了我们必须去正视的现实。

例如,行之已久的“唯才是用”制度,假设出身社会底层者只要自身努力,就能通过“公平的教育机会”取得成功。但透过与低收入家庭的接触,张优远发现,如今深嵌入本地教育制度里的一些不平等待遇,意味着“只要努力就有出头天”的论述,对于这些面对重重障碍并且欠缺经济与家庭支援的弱势群体来说,很可能只是个遥不可及的神话。

像书里面就提到丈夫正在坐牢、得担负养家重担的女子苏雅蒂。苏雅蒂女儿安妮与张优远的女儿同龄,但同样身为家长,两人在女儿入学后的经历,简直天渊之别。女儿进小学后,张优远很快就被加进WhatsApp平台上的家长群组,见识到属于社会中高阶层的新加坡家长,如何将儿女教育视为大工程(parenting as project),从整理孩子书包到督促孩子功课进度,凡事都亲自参与,还可以花额外的钱送孩子去补习。

另一边厢,安妮在开学几个月后,则开始落后于其他同学,并且因读写能力不佳,被老师归类为成绩较差的学生。张优远指出,女儿已经开始看程度较深的哈利波特系列,因此她把家中一些属于初级读物的书籍赠送给安妮。张优远形容说,她与苏雅蒂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也处在人生同一个阶段,但所经历的却可能因收入和阶级的断层而完全不同。她不禁反思:女儿有能力读哈利波特系列,与安妮被贴上“成绩差”的标签,两者是否有关联?

读张优远这本新著,既愉快,也难过。愉快的是,《原来不平等长这个样子》抛开了学术枷锁,作者用浅而易懂的例子,描述了她从2013年至2016年,针对低收入群体所展开的访谈与考察,并再将自己放置在主要论述中,进行深刻的个人反思。难过的是,从租赁组屋里的臭虫,到弥漫在一些邻里的异味,张优远在书中所呈现的,都是低收入群体每天得面对的、赤裸裸的现实。

在探讨贫富悬殊与社会流动性的课题时,话语权掌握在占社会大多数的中高等收入阶层群体手中,是极为自然的。但也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审视自己看问题的角度,不要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生活经历,视为所有人的“常态”。

去年底,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发现,“名校生”和“非名校生”倾向形成各自的小圈子,阶级分界越来越固化,曾引起热烈讨论。但纵观当时出现的评论,发现许多作者更多地从中等收入阶层的视角出发,去批判名校里的不良风气,以及精英阶层的“不接地气”,却很少进一步探讨这其中对更弱势群体所带来的影响。

如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在回应调查时所说,只和自己背景相似的人接触,确实是人之常情,小圈子不容易拆开。不过,更关键的问题是:面向这些不同群体时,教育体制等各种制度,是否存在不平等的赏罚,无形中阻碍了社会流动性?

值得庆幸的是,缩小收入差距与加强社会流动性,相信将是政府和国家领导人下来密切关注的课题。李显龙总理最近在回复议员的提问时,强调这两项挑战与社会和谐环环相扣,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必须进一步改进。与此同时,相关的社会讨论必须继续,我们应该尝试融化掉那裹在原有论述外层的糖衣,好好正视和解决艰难的问题。

(作者是新闻中心特稿组执行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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