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传承原有价值观，寻找新使命和设定新方向，成了会馆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大年初三，我和900名宾客出席了宗乡总会主办的新春团拜。这是近年来，华社在农历新年期间最盛大的活动之一，总吸引大批部长议员，外国使节和华社领袖参加。新春团拜是华人传统习俗，宗乡总会的团拜最能体现“华社”之存在。
“华社”这个议题最近有点热。《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在新年前夕推出“六封信，两个世界，一个华人社会”的专题，由两名千禧世代记者以对话方式，探讨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问题，当中绕不开年轻一代对“华社”的认知与看法。
跑社团新闻多年，当然很好奇年轻人如何看待“华社”，也很清楚“华社”在本地社会的发展与演变。
大家过去都一致认为，传统“华社”的三大支柱是华人社团、华文报章和华校组织。但是随着社会大环境，特别是政治、社会、语言和教育环境的改变，这样的定义不再贴切。最明显的是民办华校和华文教育在1970年代开始走入历史；华社兴办的南洋大学也在1980年代面对相同命运。说白了，华文教育这一支柱已不复存在。
特选学校今天培养出来的双语人才，绝不会把自己视为华校生。今天在华文报工作的年轻一代，已不是华校出生的那一代报人。这一群新生代，对传统“华社”感到陌生，因此不太可能会把自己视为“华社”的一分子。
看来，传统华社的支柱就只剩下那300多家开埠时期创立与留下的地缘会馆和血缘公会，以及由早期儒商创立的中华总商会了。有些人还会加入华人庙宇组织、当年华校所留下的校友会、近年由华社领袖带头成立的华社自助理事会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等。
传统华社范围缩小的同时，华人社群中的华校生与英校生的分界线，也因语言环境日趋单一而变得越来越模糊，年轻人之间根本没有这种区分。
当传统华社在年轻一代的心目中渐行渐远，会馆社团开始面对生存与发展困境。会馆的生存价值，还有社团原来的运作模式也逐渐面临考验。如何传承原有价值观，寻找新使命和设定新方向，成了会馆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传统社团会馆以凝聚宗谊乡情为宗旨，运作机制是由族群中的成功者扶持弱势者。那些有才干又愿意出钱出力的宗亲或同乡被推举为领导者，他们的“江湖地位”由此而来。
比如永定会馆会长曾宪民的父亲曾启东在1980年代，向正在脱售家族产业的胡文虎后人，买下了尼路的永安堂和对面的三家店屋。几年后，房地产价格上涨，曾启东卖掉永安堂时赚了不少钱。出于感激之情，他慷慨地把三家店屋捐给了永定会馆。
本地各个会馆所积累的资产，无论多寡或大小，几乎都是先辈慷慨捐赠或共同购置的。但是这种情况在今天已不多见，即使是大会馆，想购置会所已非常困难。
今天虽还能见到一些愿意出钱出力的华社领袖，但是这样的人凤毛麟角，随着社会价值观的改变，迟早会濒临绝种。
另一方面，那些有丰厚资产的会馆，一旦没有了能服众的强势领导者，便很容易爆发内部纷争。很多时候是理念不同的两派人马，想争夺会馆控制权所导致。这类纠纷一旦层出不穷，只会让有兴趣加入会馆的年轻人却步。
宗乡总会会长蔡天宝在新春团拜上再次提起要放手让年轻人组织更多活动。他表示自己接手后便关注会馆断层问题，曾一再吁请会馆领导人”放心、放手、放权、放资源”给年轻人去筹划和组织活动。他还呼吁大家用心吸引年轻人加入会馆，否则会馆很快将面对后继无人的困境。一旦后继无人，将威胁到会馆的生存与运作。
会馆的百年基业要传承确实不容易，现有领导人必须好好思考老会馆的新方向，还得使出浑身解数吸引新生代，为会馆注入新血，这样会馆才有新活力运作下去。当大环境已有显著变化，会馆还必须找出一套能顺应时代变化，持续可行的新运作模式。
（作者是新闻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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