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旁听一个关于公积金制度的公众讨论会，谈到应选择哪种入息计划，以及为后人留下多少遗赠时，现场一对老夫妻发生了分歧。
老太太更倾向于选择基本计划，即每月领取较低入息，把更多公积金存款遗赠给子女。但老先生认为，应该选择每月能领取较高入息、遗赠较低的标准计划。他说：“我们的孩子都已经立业成家，给他们留多少钱才够？不如我们多领一些钱，照顾好自己，也是为他们分忧。”
自己要花多少，为后人留多少，这不光是为人父母的心结，也是历届政府面对的难题。在这方面把“未雨绸缪”精神发挥到极致的，莫过于新加坡政府了。我国上财年财政盈余创下96亿元的历史新高，但刚刚发表的财政预算案声明中，政府依然决定调高消费税，以应对未来不断上涨的各种开支。
加税没有好时机，今年宣布加税尤其难，要如何让公众理解这个看似矛盾的决策？多名部长轮番上阵，苦口婆心地解释为什么上财年的盈余难以复制、未来开支增长不可避免、国家储备金不应轻易动用，而要留给下一代以备不时之需。
除了上调消费税，政府也探讨通过提前储蓄和发债融资，来应对未来庞大的基础建设开支，让不同世代共同分担开支，确保代际公平。
有外国媒体认为，新加坡政府做了其他政府“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毕竟根据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调查，近四成国人不支持靠加税来应付更高的社会开支。舆论也预计来临的国会预算案辩论中，消费税将成为朝野双方交锋的焦点。
对此，财政部长王瑞杰接受电视访谈时强调，政府不能只顾眼前的政治考量，而必须为新加坡的长远发展做出正确的决定。
在一片“未雨绸缪”和“代际公平”的论述中，我不禁想起当年那位老先生的话。要为后人留下多少资产才算够？在为后代考量的同时，当代人是否也有权利享受自己拼搏和奋斗的成果，而不是背负更沉重的负担？
如部长们所说，若不牺牲我国税收竞争力，又要增加财政收入，消费税似乎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但这项税收最令人诟病的是，它属于累退税，即收入越高，负担越小，收入越低，负担越大。真正受消费税影响的不是富人，而是低收入群体和广大中产阶层。
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尽管政府去年通过各项补贴，给予低收入群体更多援助，但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却居高不下。消费税上调，对低收入群体无疑是一大打击，如果无法及时获得有效援助，我国贫富差距可能进一步加大，导致社会断层。
再说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原本就是受今年各项加税影响最大的群体。消费税上调后，中产人群肩上的包袱更重，得到的援助又比其他群体来得少。一个气喘吁吁的中产阶层，是否还能带领新加坡稳健前行？
由于去年财政表现出色，政府今年派发一次性介于100元至300元的“红包”，但不少网民表态，宁可拒收“红包”换取消费税不上调。也有学者建议，适度上调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的使用额度，在避免坐吃山空的同时，也减轻当代人的税务负担。
税收是否调高，储备金要留多少，不仅是“及时行乐”与“未雨绸缪”间的取舍，也是在“当代公平”和“代际公平”间的权衡。这个课题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广泛的探讨。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自然感激父母省吃俭用，为我累积应对未知风雨的底气。但我更希望他们不为此亏待自己，能吃好喝好，保持健康。这不仅是基于看护者的考量，也是为人子女的心愿。
（作者是新闻中心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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