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是第三代退居二线，第四代展现影响力的一次预算案，新一代领导在大方向的制定上是称职的。但是进行政治辩论方面，第四代还需要找出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在“道理”与“力度”中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否则就算赢得了道理，丢掉了好感，在政治上仍是不智的。
每年财政预算案的报道，是新闻室的一件大事。
从报道工作来说，财政部长发表的两小时财政政策声明篇幅很长，需要几乎整个本地新闻组和财经组的投入，加上摄影组、美术组和编辑组的包装。这往往是负责新闻策划和管理者的一场考验。
从新闻意义上来说，财政预算案谈的是财政政策，但对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来说，经济政策和国家发展大方向息息相关，部长声明往往涵盖了宏观经济、国家建设，以及社会发展三大领域，勾画出我国下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需要。
自从2001年当时的副总理李显龙兼任财政部长以来，财政部长的预算案声明就逐渐被视为政府的重要施政演说，一些大的政策转向，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宣布的。从李显龙到尚达曼，这近20年来的财政部长都由副总理兼任，李显龙总理在刚接过总理的前三年，还继续担任财政部长。因此，预算案声明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宏观的政府政策演说。
比如2013年同样兼任财政部长的副总理尚达曼发表了以“更美好的新加坡：优质增长，包容社会”为主题的预算案声明，明确地把社会的包容性发展当成社会发展大方向。尚达曼在之后的访问中补充说，新加坡已不再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但又未达到一个发达经济体应有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加上本地劳动人口增长放缓又老龄化，我国下来的发展方针必须以推动优质增长和打造包容社会为基调。他当时还透露，内阁成员的重心已往中间偏左移动，而政策基调的转变在财政预算案中凸显。
过去五年，我们看到更多政策的弹性，对弱势群体和年长者更多关怀，对医疗的投入倍增，对推动社会流动的教育也出台各种措施，除了给学龄孩子提供教育，对已在社会中工作的成人也提供各种训练的机会，让肯努力的人可以往上提升。
如今，我们来到一个准备领导层换班的阶段，而现任财政部长王瑞杰又是执政党第四代领袖中备受看好的领头羊之一，他的财政政策反映下一代领导人对国家发展的思路。
有意思的是，今年的预算案辩论，我们确实看到第三代部长退居二线，让第四代上阵，比如国会内黄志明对刘程强、傅海燕对林瑞莲，参与的其他第四代还有英兰妮、徐芳达等等，这是看第四代领袖面对挑战时能不能好好进行攻防，能不能共同说服人民接受一些不受欢迎的政策的一次考验。
从过去三个星期收集到的意见，政策大方向是民众和商界可以接受的，它因应未来经济转型需要和社会结构变化，做出了多项根本的调整，以确保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包括引入境外服务消费税、提高百万元以上房子买家缴付的印花税、探讨征收网购消费税，以及不论什么时候提出都势必引起讨论的消费税调高。
在今年的预算案中提出未来几年消费税可能调高，是吸取了去年水费上调引起巨大反应的教训。坏消息提早宣布，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向民众说明和让人民消化。从民间反应看来，消费税未来调高的坏消息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弹，调高的幅度也不是原本想象的三个百分点，整体来说这个坏消息算是一次软着陆。
在政府能不能运用更多国家储备金投资所得来资助财政开销方面，政府在辩论代际公平这个抽象课题上，也算及格。所以整体来说，在整体财政战略上，我认为财政预算案辩论中以王瑞杰为主将的第四代，算是成功的。
重大政策的辩论，反对党如果没有提出质疑，就不算履行他们在国会中的责任。每一个发言的反对党人都承认这是一个有前瞻性的预算案，在大的经济战略上他们没有意见，他们只能抓住小突破口攻击，化掉执政党在大方向建立起的优势，比较容易在政治上得分。这次的突破口就是“宣布的时机”，以及这个时代最容易引起注意的“诚信”问题。
“宣布的时机”这个问题，2月28日黄志明与刘程强的辩论中已经告一段落。当天刘程强抛出最后一句话：“我不会改变立场。我不是叫政府隐瞒上调消费税的计划，你大可以提前宣布……但问题在于你是否有必要在这次的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我在上一届大选时问过，副总理尚达曼当时承诺有足够资金，不会调高消费税。下一届全国大选将在2020年或2021年举行，而政府将在大选后调高消费税，那现在宣布也好，我们可以在群众大会上辩论。”
语毕，全场哄堂。我看前座的总理、副总理和部长们的表情，相信他们早已预料有这一招，也准备在来届大选中应战，所以笑得那么轻松。这一回合，虽然黄志明面对刘程强时显得生涩，但也总算应接得当，可以过关。
后来，工人党主席林瑞莲质疑政府是碍于自己之前的承诺，只好延后调高消费税，又再掀起另一回合的舌战。这一回合的交手，我认为是一条多余的尾巴。林瑞莲在最后一天承认自己的质疑有可能是错的，刘程强发言时也承认她在当时应该是错了，也就是说政府在道理上已经胜了。如果要趁胜追击，最好在国会殿堂上解决，把战线越拉越长，会越拉越无味，反而显得战术上不够果断，让人觉得拖泥带水。
如果说这是第三代退居二线，第四代展现影响力的一次预算案，新一代领导在大方向的制定上是称职的。但是进行政治辩论方面，第四代还需要找出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在“道理”与“力度”中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否则就算赢得了道理，丢掉了好感，在政治上仍是不智的。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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