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
十根手指最近常发麻，早上起床尤其觉得仿佛有很多只蚂蚁在指尖上爬，于是决定到中医诊所求医。
中医师先是开药给我吃，一周后不见起色，我再次上门求医时，忍不住埋怨这麻痹问题不容易“断根”。
中医师笑说：“拄着拐杖、带着新伤进来诊所的，我尚且有本事让他走出去时不需要再用拐杖，但是‘痛容易医，麻难医’，旧患不是一朝一夕能治愈的”。
近日适逢国会特别委员会针对网上假信息召开公开听证会，“麻难医”的道理恰恰可能派上用场。
就如何打击网上假信息问题，政府集思广益，不仅征求本地各界人士反馈，也特地把海外专家请到新加坡供证，或者通过远程视频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
政府这么做，说白了，就是担心民众辨识不了何谓假信息，结果以讹传讹，谣言、耳语在同质性高的群体里相互加强，同时削弱了民众对政府和体制的信任。
多位供证的外国专家就说，假信息要发挥作用，就要有愿意相信这些信息的受众；而这样的受众，多是对政府、社会有所不满者。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修博士（Mathew Mathews）在听证会上，形象地把假信息长期所造成的祸害，比喻为“慢性滴漏效应”。他认为若不尽快应对，假信息的散播可逐渐起着离间和分化作用，有如水滴慢速侵蚀掉不同社群间的和谐与团结。
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卓越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萨稀贾古玛（Shashi Jayakumar）则说，新加坡的“问题”就是大家在“超级正常”的状况中成长，没有见过多少异常的大场面；官委议员谢邕邕表示同意之余，举例说她怀疑有多少人认真看待紧急应变演习。
萨稀贾古玛和谢邕邕所担心的正是：“久麻”的民众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要如何引导他们正视包括假信息泛滥所构成的种种威胁呢？
这点政府要背负一定责任，它不仅要“做对的事”，也要“把事做对”。
2011年“分水岭大选”过后，李显龙总理在人民行动党大会上，对更多由下至上的主张、建议和想法表示欢迎。尔后举办“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未来经济”系列交流会等等，就是希望把触角伸向民众，让大家有机会共同形塑国家未来，不会因没有管道陈情而“变麻”。
新加坡政府常强调不会回避对人民有益但未必受欢迎的政策，这固然没错，但政府不能让人觉得它已预设解决方案，大规模征求民意和咨询学者专家只不过是“走过场”，引导供证者最终支持政府所要的结论。
政府决定透过特委会正视如何“打假”后，舆论就担心政府或会为了立法严惩造假者，不惜抑制言论自由；也有不少人质问现有法令是否足以打击假信息。但这不意味着政府就非得回避制定新法，更妥当的做法，是让人民意识到政府是在探讨各种选项的可行性后，才做出是否要立新法的决定。
诚如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在听证会上一再强调的，要打击假信息，就必须多管齐下，媒体、学界、商界（包括科技公司）、不同族群与宗教团体、公民组织，乃至个人，都需要扮演一定角色。教育（包括我国多年来强调的全民防卫）、提高媒体素养、设立核实信息平台等等举措，也都不可被忽略。
外国经验显示，造假工厂总会趁重大政治事件如大选时启动机器，本区域多个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即将举行大选，新加坡民众可趁此时多加留意，辨识消息真伪，待轮到自己走到投票箱前时，才更了解手中选票的意义。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副主任（政治） hosb@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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