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1960年代加入马来西亚后，发生了几次流血种族冲突。独立后至今半个世纪，种族和宗教和谐却一直保持得很好。兴许有不少人因此以为，我们没有这问题了，各族已经融合为一个大家庭了。
这当然是天真的想法。实际情况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么理所当然。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日前在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院（RSIS）主办的第三届多元社会跨宗教关系学研讨会上讲话时，举出了几个可能许多国人都没有注意到的实际例子。
第一个，有一名牧师在社交媒体YouTube上的视频中，肆意指佛教是迷信的宗教。第二个，一些刚受洗的基督徒，觉得他们有必要去向回教徒说教，指陈回教先知所犯的错误。原来他们接到来自美国的传单，提供了这样的“资料”，于是他们不假思索，把传单按从电话簿上找到的地址，寄给一些回教徒。
结果是，牧师被内政部传召问话，他做出了道歉。而向回教徒寄发传单的则被控上法庭，锒铛入狱。这两个案例说明，在表面的宗教和谐底下，其实不时都有一些暗流在涌动。新加坡毕竟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各种外来因素时刻在冲击着我们不同信仰的社群，而事实说明，总会有一些成员会被误导或荼毒，做出有害我国宗教和谐的事情。好在政府在这方面保持高度的警惕，总能迅速果断地行动，防范未然。
有些人也许会觉得奇怪，时至今日，上述的事情还会在新加坡发生。我们不是一直享有宗教和谐吗？这是温水煮青蛙式的不敏感。尽管过去几十年来，政府实行了多项政策，促进各族的融合与了解，但种族与宗教等敏感课题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因此，对一些受过高深教育的新加坡人就这些政策的质疑，尚穆根显然不敢苟同。他指出，这些“本意良好”的新加坡人说，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各族自助理事会、种族融合政策等等，我们都是新加坡人，为什么身份证上还要注明是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但试想，即便把种族名称拿掉，我们就都变成一样了吗？
我们必须认识到，事实上是政府的那只强有力的有形之手，时刻在维系着和谐。若不是这样，不同族群将分崩离析，相互隔离。我们必须接受政府适当与适时干预的必要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种族与宗教和谐单靠政府维系是不足够和不牢靠的。
宗教和谐的表面维持，可以靠强权压制。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伊拉克和利比亚的例子是相当典型的。这两个国家，内部矛盾重重，长时间靠的是强人萨达姆和卡达菲的军事化统治。但是，强人一倒，宗教矛盾马上激化，国家也很快就陷入内乱。最明显的就是不同宗教和教派之间的冲突。
即使是新加坡模式，也还有不足之处。政府干预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各族群（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族群）的努力，也就是各族群必须和政府一道，积极开拓公共空间，扩大包容性，缩小排他性。各族和各宗教不能只想到保持或突出本身的色彩，更应设法增加我们共同的新加坡人认同感。
毫无疑问，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矛盾性。我们的宗教和谐还欠缺的，或许正是在这一矛盾中寻求一个突破口的共同努力和行动纲领。解决社会矛盾需要一定的妥协，需要一定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长时间的自然演化中，我们的社会已形成各种融合各族的公共空间，比如学校里，各组学生穿着一律的校服；在警察部队和武装部队里，各族成员同样穿一律的制服；其他一些需要制服的行业，如政府医院里的护士，也穿一律的制服。这种体现公共空间和融合的现状是不应去改变的。
在日常生活中，用餐的地方，如学校餐厅、公司机构的餐厅、小贩中心、食阁、咖啡店等等，也是公共空间。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各族杂处共同用餐，相互包容，也相互品尝彼此的美食。华族和印族小贩，与售卖清真食物的马来小贩相处，形成多元共融的特色。这也是不应去人为改变的。
这些既成的公共空间，只宜扩大，而非缩小。宗教领袖必须对此有强烈的共识，坚持在多元种族的新加坡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抗拒外来的压力，拒绝排他性，维护和倡导包容性。
在新加坡，我们有宗教联谊会这样的组织，它是各宗教领袖沟通的平台，我们或许可以考虑扩大这个平台的功能，或增设其他宗教间的平台，通过它们制定所有宗教可以共推的、扩大公共空间的行动方案。今年农历初九，各宗教领袖在代表本地十大宗教的宗教联谊会以及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联办的新春团拜聚会上，齐聚一堂，一同为世界和平与繁荣而祈福。这也是我们独特的多元性与包容性相结合的体现。
在这个聚会上，净空法师去年11月与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一些成员，以及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宗教组织所出版的一套新书也正式面世。共10册的新书名为《宗教经典360》，内容集结本地十大宗教当中，每个宗教圣书和经文当中的各360篇摘录文或章节等。这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共塑公共空间的努力，对我们应如何进一步扩大多元社会的公共空间，真正做到不同宗教间的相互认识、理解和接受，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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