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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族先贤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具有企业家精神，却又兼具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情怀。
几天前，《联合早报》出了一份“李光前逝世50年纪念特辑”，引我们走进了新加坡一段可歌可泣的岁月，纪念的虽是李光前，但华族先贤的人文精神却是一脉相承，让我们同时怀念起他那一代的风云人物。
华族先贤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具有企业家精神，却又兼具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情怀。他们为族群做出贡献，也能突破族群意识，取诸社会用诸社会。他们在慈善、教育、医疗等等领域的事业不分言语、宗教和种族。就如李光前，是福建南安族群的骄傲，但除了南安人之外，新加坡没有多少人会把李光前的名字跟南安串联起来，这才是他成功的地方。
李光前三个字是新加坡的许多地标名字，跟其岳父陈嘉庚相辉映。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前文物博物馆、南洋理工大学李光前医学院、南洋理工大学李光前讲堂、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国家图书馆李光前参考图书馆等等，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陈嘉庚、李光前是新加坡人（也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记忆的一部份，每一代人自小到大都可以从种种大楼、机构名称接触到华族先贤的历史点滴，特辑标题“仁光泽世”，说得一点也没错。
说李光前，难免要提到陈嘉庚。资深历史学者李元瑾博士认为：“如果拿陈嘉庚和李光前作比较，他们都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都有冒险精神，都有创业气魄，都重视教育，但是他们两人的文化资本是不同的。论教育程度、语文能力、科技知识、管理哲学，乃至子女教育方法，李光前都超越陈嘉庚。”
陈嘉庚、李光前、陈六使等许多同年代的先贤都有一可相比之处，他们都经历过身份认同转变的过程；旅居澳大利亚多年的历史学者杨进发博士在《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一书中，对陈、李那一代的华族领袖有一段描述，勾勒出了他们的典型时代形象：“除了陈六使、黄奕欢以外，许多总商会的领袖都具有双语能力，能与英殖民当局直接沟通，商议有关华社的利益。他们包括李光前、陈振传、陈锡九、陈共存、高德根、叶平玉、连瀛洲与孙炳炎。虽然他们大多数生于中国，但已移居新加坡多年，成为华社的精华。当神州大地建立了政权，东南亚独立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之际，中华总商会因而采纳新的立场，而战后英政府逐步推行殖民地解体的计划，也鼓舞了他们为争取种族利益而奋斗。”反殖运动进一步促成了战后华族先贤身份的转型，而中华总商会作为独立前华社的最高领导机构，它跟华族先贤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我们也能理解建国总理李光耀早在1964年说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历史反映着新加坡的历史”这句话的历史意义。他说这句话时，新加坡还在马来西亚里头。他所概括的是总商会历经殖民地、二战和战后的风云岁月，也就是新加坡人经历过的一段多灾多难的日子。
20世纪初，中国局势动荡不安，从清朝覆亡到中华民国的成立，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命运与中国历史命运相与共。如早期的陈笃生、佘有进、胡亚基，较后期的有：陈金声、佘连城、陈若锦、章芳琳、颜永成；20世纪以来的陈嘉庚、胡文虎、李光前、高德根、陈六使等等，他们历经英国殖民地时代，尝过受歧视的滋味，他们也被殖民统治者质疑过他们的忠诚。李光耀建国之初便铁定要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各族平等的社会，也就是因为他在短短的新马合并期间，亲身体验到华族受歧视的痛苦。
禧街47号的总商会原大楼里挂着一个匾额，苍劲有力地写着“宗风远鬯”四个大字，这个匾额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1918年上任，1922年辞职）在1920年“赐”给总商会的。“宗风远鬯”的“鬯”字与通畅的“畅”字相通。这四个字表达了中国统治者把海外华人都视为炎黄子孙的心态，意在提醒，海外华人“要把老祖宗的荣耀发扬光大”。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已很明确，没有疑问，“宗风”可理解为华族先贤留下的遗风。
我们为纪念李光耀、吴庆瑞、拉惹勒南、林金山等一代建国先驱的纪念馆计划正在进行中。现在也许是我们跨越一些残余的历史恩怨，给先贤们树立一个国家级别的先贤馆（包括各种族的先贤人物）的时候了，让新加坡世世代代“见贤思齐”，传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
若没有早期华族先贤作为开路先锋，筚路蓝缕，在大时代下大展才华与抱负，新加坡也不会走到今天。华族先贤的“仁光泽世”“宗风远鬯”，跟建国先驱遗留下的传世功业，同是新加坡这个蕞尔小国继续向前发展的精神力量。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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