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信任是如何失去的?

社会的结构,大体就是如此,古今一致,只是现代西方政治学者别有所称,把治人的劳心者称为精英阶层(elites),劳力者则称为大众(the mass)。应该补充的是,社会的良好运作,靠的是两者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彼此密切合作,相互信任,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在一个民主社会,负责治理国家社会的政治领导层和选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尤其重要。信任不足或是缺失,就会出现频繁的政党轮替,社会也会日益分化,最终形成纷纷扰扰的政治乱象。这样的情况在西方各民主国度甚为普遍。

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原本作为民主样板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如今都出现了治理赤字和信任缺失。每一次的大选,都有高百分比的选民因为厌倦政治和选举而不去投票。每一次选举也难有一个政党能够赢得三分二以上的国会席次,单独组织政府。即连欧洲最稳健的经济体德国,现在也出现这种问题,大选已过近两个月,默克尔还是无法组成联合政府。

李显龙总理不久前在人民行动党大会上谈到这一重要现象,但似乎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关注。他指出,在今天的许多西方民主国家,信任基本上已荡然无存。主流政党如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不再被视为代表大众的利益,精英已经和群众脱节。

在美国,劳动阶层的白人这回大力支持特朗普,因为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善,他们对国家领导人和精英失去了信心。民主党传统上是代表工人阶层,但是他们现在已和自己的政治基本盘脱节。白人工薪阶层投票给特朗普,并非认为他可以解决国家的问题,而是要他把整个制度拉倒,反正制度不行,干脆捣毁。美国人不仅仅是对个别政治领袖或政党失去信心,而是对整个政治制度和政府失去信心。

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事在新加坡发生。行动党必须始终执行对绝大多数新加坡人有利的政策。我们必须一直稳住阵地,贴近新加坡人,维持他们的信任和信心。选民必须知道,行动党是属于他们的政党,会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作为执政党的秘书长,在党大会上向党工党员发出这样具有高度警惕性的讲话,说明执政党有很大的忧患意识。但要防止信任的缺失,还得研究信任是如何失去的;换言之,除了诊断病症,也须找出病因,对症下药。

那欧美的主流政党,为什么会和民众脱节呢?以美国来说,社会学者克里斯多佛·拉什(Christopher Lasch)在1990年代就已观察到所谓的“精英的反叛”现象(The Revolt of the Elites)。所谓精英,指的是处于社会上层的各类专业人士,他们主导着国际金钱和信息的流动,占据各行各业(包括政党、各种基金会、高等学府等等)的领导地位,掌控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话语权。

而所谓反叛,或者说背离背弃,是指精英阶层已经放弃西方传统文明中所具有的理想和担当的精神,放弃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更热衷于追求个人的舒适和财富,无视群众的痛苦。

他们虽然处于领导地位,但却已经和基层脱节,认为他们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靠个人的本事和才华,是社会实行唯才制度(meritocracy)的结果。他们沉醉于自己的成功,自鸣得意,无法再对大众有丝毫的同理心,政党为权力而争斗,却无法体恤民情。反正制度是这样,你们跟不上时代或掉队是你们的问题。于是,很多迫切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如工作因全球化外包或零工(散工)化、工作流失、工人工作不稳定、工资停滞、分配不均、贫富鸿沟扩大等。

精英的“反叛”,是相对于所谓“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而言。大众反叛的概念出现在上个世纪的前几十年,那是个各种主义、革命和群众现象风起云涌的时代,结果导致了悲惨的世界大战。群众心理学者因此痛心地指出,群众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却很不理性,不能自律,没有道德准则,也无法自我治理,眼中只有权利,没有义务。

乌合之众尤其可怕,只求满足欲求而不顾后果,就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但进入1990年代,拉什认为,情况完全倒过来,群众已经失势,现在轮到精英阶层的反叛(也许说背离更准确些)。总的一句,是精英阶层背离了社会大众,和民众脱节,也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而这种精英的背离,反过来也激起了民粹主义,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大众的反叛,彼此互为因果。进一步深究,科技的推陈出新,经济结构的颠覆性改变(如全球化和自动化),在在冲击整个社会结构,但并没有伴随应有的社会和政策的调适。这不能不说是精英和治理阶层的短视、漠视、无能或失职。大众生活得不到改善,问题得不到解决,自然产生反体制的情绪和心理。因此,李显龙谆谆告诫党员:我们需要好的政治,不能和基层脱节。

和其他国家的主流政党一样,行动党如果没有足够的忧患意识,或不能及时纠正一些可能已出现的偏差,也可能因为长期执政而出现安逸、骄矜、懈怠以及和基层脱节的问题,尽管它从开始执政时期起,便着手建立一个颇为严密的基层组织网络。但守成和草创岁月毕竟不同,这个网络的构成(也就是它所吸收的成员)自然会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一些原本能有效反馈的机制,也可能发生质变或流于形式,最终失灵。就像碧山地铁站的地下水泵一样,必须定时检讨维修才行。

这种发展规律在任何地方、任何政党(革命起家的共产党尚且会变得腐败)都是一样的。原初的无私奉献与热忱,往往会在不知不觉间变成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关系的交结。如果警觉性不高,或没有及时纠正,腐化就会产生,任何腐化变质的组织或机制,运作必然会失灵,造成当权者与民众脱节。这或许是执政党最须警惕之处。

美国人类学者珍妮·威德尔(Janine R. Wedel)说,信任是一个社会蓬勃发展的血脉。今天,西方国家很需要这方面的输血。但是,在其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有足够的意识,知道情况危急,不能再罔顾那些掉队者的需求之前,其政治制度仍将危如累卵。这番话应该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精英。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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