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伴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资金、学者、游客走出国门，目的地不仅有传统地理范围上的“华人世界”——东亚、东南亚和“西方中心论”世界——欧洲和北美洲，也包括了传统上中国所忽视的“非华人世界”和“非西方国家”——中亚、南亚、中东、非洲和大洋洲等广大地区。
越来越多的人员和沟通交流，不仅仅会提升中国对于“非华人世界”“非西方世界”的认知的体会，更会反过来塑造和修正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身份共识，推动中国的身份定位与反思。
“华人世界”与“大国”身份
对于“身份”的界定，往往根据主体对象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定义与观察点，比如政治领导人、政治精英、政治参与者或者普通大众，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身份界定是不同的。当然不同群体不同等级之间的“身份”定义会相互印象，但是作为文化、社会和政治生长的根基，民间对于中国“政治身份”的定义往往最具有韧性，影响力也最强。碍于篇幅所限，我们将着重叙述中国政治身份的一个来源：“对比”。
任何身份的确定都离不开与“他者”之间的“对比”。古代历史上，中国对外交往的特点更多的是单向的，夹杂着某些对于域外的模糊印象。中国自身定位为“世界中心”，在整个东亚地区占据绝对大国的位置，对于其他文明的态度也往往“高高在上”，通过“藩属体系”来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部分并以“朝贡”作为体系的具体表现形式。
尽管出现过短暂的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主动探知，比如“郑和下西洋”，但是这种大规模的外部探索少之又少。一方面，受到地理限制，任何跨洲际的交往都代价巨大，而另一方面，中国本身“华夷秩序”使得任何对等的交往都困难重重。因此，中国在海外“华人世界”所在国的定义，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对比中，容易产生“大国情怀”。
同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近代以来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主要是由于西方世界扩张造成的，也就是说中国所融入的世界体系是西方世界构造的体系。中国尽管在东亚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地理的限制，对于其他临近的文化体系，如中东的伊斯兰文化体系和南亚的印度文化体系之间交集有限，彼此几乎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
尽管从19世纪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压力之下打开国门以来，中国一直在各个时期以各种方式维护传统的世界观念，力图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相抗衡，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所主导的地区体系已经逐渐崩塌，并且被拉入西方所建构的国际体系之中。中国在面临西方扩张的浪潮中尚且自顾不暇，更无力捍卫传统的“华夷体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国家安全得到了基本的保障，而面临当时周边国家“后殖民时代”新民族主义国家不断涌现的现实，中国也确实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甚至南亚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并逐渐回归东亚地区中心的位置。但是中国已经无力也无心恢复历史上的“华夷体系”，而更多的是在各个国家新的民族主义形成后彼此相互适应，并且摸索出一套新的共处模式。
“中西对比”与“简单二元认知”
一方面，中国对于传统身份的表述，在近代以来，往往陷入“中国－西方”或者“中国－美国”这样的叙述之中。首先要澄清的是，“西方国家”往往由于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表述的差异，而导致事实上存在着概念上的重叠和矛盾，这里的“西方”更多的指向中西欧和北美。
这当然是源于中国自身与世界体系，尤其是主导国之间的对比而得出的，而且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比如拉美国家和中东国家往往也倾向于“自我－美国”“自我－欧洲”这样的二元化叙事，以此代表整个世界的格局。
这种“简单二元叙事”的产生原因，是由于西方世界在当代国际舆论、传媒、信息和教育等领域占据的绝对领导力，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这种简单“二元化叙事”，实际上忽略了中国自身经常批判的“欧洲中心论”，使自己成为了“欧洲中心论”者。
身份的界定往往来自于“对比”。“简单二元叙事”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在对外交往中产生了两个倾向：一方面，重视来自于美国或者西方的信息源，并以此作为“折射镜”观察其他“非西方”世界。这种观察途径存在于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之中都存在。因此通过“西方”观察“非西方”，也就使得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真正的印象和感知受到了干扰，容易陷入“类型化”的描述之中。
“类型化”往往和“简单化”相互重叠，毕竟任何知识的传播都需要“简单化”。而这种“类型化”的刻板印象容易导致被观察对象在表述体系中的“边缘化”，从而导致在彼此对比中对方形象的“失真”。由于认知信息往往通过“西方国家”的中间“折射”，“类型化”和“新闻化”的词语和认知最终能够主导“非西方国家”之间彼此的感知。
另一方面，中国会产生一种“搞定西方，就搞定世界”这样的幼稚认知。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超越美国和西方国家，确实意味着“搞定世界”，毕竟硬实力的超越就在于相互对比，但是涉及到“认知”“感知”等这样的“人文”层面，则更多的掺杂了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等其他因素。
因此，中国人在海外交往中往往存在“怎么我们这么强了，他们还不尊重我们”或者“他们还不主动了解／学习我们”这样的疑问，而当中国人以“世界大国”这样的自我期待面对其他“非西方国家”对中国“世界边缘”这样的认知时候，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往往会产生，进而恶化中国和其他国家民间关系。
一带一路与“直接认知”的建立
尽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中国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政治独立性，而从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中国也逐步探索和了解世界，但是在“一带一路”之前，中国对世界的认知更多的是“吸引”外部“前来”，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仍然是通过“向世界”的“折射”观察其他地域，而中国的影响力范围仍然局限在传统地理范围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并没有实现更大的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经济力量不断增强，但是从影响地域来说，仍然是以传统的东亚东南亚地区为自己的影响力辐射区域，而影响方式上仍然是通过华人体系华人社会为纽带，尽管中国经济开放加深了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但是这种了解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小范围的。一方面，对于包括吸引外资、引进外来技术等方式，在帮助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仍然处于被动接受外部世界的状态；另一方面中国的广大留学生、华人华侨和公派人员的重心仍然是欧洲和北美，中国仍然是通过欧洲和北美“折射”中东、中亚、南亚和非洲等地区。
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于除去传统上影响力强的东南亚、东北亚，以及随后不断增强的欧洲北美之外地区之所以仍然缺少了解，并不是中国对于这些地区不重视，而是在于中国缺少足够的力量去支持对于广泛的深入感知包括中东、中亚、南亚、非洲等地区。但是对于这些地区的交往模式，实际上仍然存在旧有的“被动”模式。
“一带一路”当然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在对外交往中，随着中国更多的参与和理解“非华人”之外“非西方世界”的事务之中，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主动的、大规模的向“非西方”“非华人”世界主动渗透，这意味着中国会更加直接的与这些国家建立联系，民众也开始直视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印象，而彼此的交流则必然影响彼此身份的建构，进而推动中国身份的改变。
作者是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获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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