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颇受外界关注的中国富商逃亡海外案，无论是郭文贵运用的“围猎高官”手法、或是萧建华采取“专为权贵圈钱”方式，几乎皆涉及权钱交易的复杂政商网络及腐败行为，从这些富商所揭露的官商勾结情形，实为骇人听闻，有待中国司法、检察机构介入厘清。
果真如此，这将阻碍健康的政商关系发展，影响企业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建立，不利于制度创新、政治改革，甚至造成政局不稳。
同时，根据最近出炉的《2017福布斯中国中高端富裕人群财富白皮书》，指出中国中高端富裕人群规模保持着稳定增长，2016年底达到1261.08万人。其财富增长速度高于国民平均财富的增长速度，出现“强者愈强”现象，分配正义问题正威胁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建构。中国社会逐渐升起的普遍仇富心理，加深对富人致富原罪质疑，似乎愈要财富增长恐愈难坚持道德操守。
从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运动、反贪倡廉、呼吁建构亲清型政商关系来看，权贵资本主义现象一时难以根除。
最近报道指出从2013年至今，中共中央巡视组已经进行12轮巡视，至少有七个国务院的部门因“红顶中介”问题被点名通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直言痛批，要严防“红顶中介”替代行政收费的乱象，不能“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市场的鞭子，收着企业的票子”。
《经济学人》公布的全球裙带资本主义（又称权贵资本主义）指数评比结果，中国的排名连续两年皆为11，似乎不当政商关系改善有限。权贵资本主义指数显示一个国家“寻租领域”富人资产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占比，意味着与政府权力特许相关行业，其富人资产占GDP比重明显偏高，突显社会分配正义恶化的严肃课题。一般都认为，中国政商不当权钱交易关系网络，甚至介入政治过程，实际情形恐比公布的更为严重。
著名的中国市场派学者、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吴敬琏教授，曾忧心地指出，一味迷信靠大量投资达到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可能步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歧途。
中国从贫穷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关键是20世纪末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因处于“过渡尚未完成”有其弊端，包括政府干预越强、制度环境落后、司法欠缺独立、资讯透明化不足等等。中国政府宣称要建构亲清型政商关系，并加强反腐败运动力度。对照吴敬琏教授提醒警惕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泛滥，显然剑指不当政商关系利益网络，是有的放矢。
权贵资本主义风气盛行，导致衡量企业经营成效，取决于和政府间关系密切程度，拥有关系资源多寡决定经营成败的关键。企业只要与政府保持紧密关系，甚至不当利益交换，就会带来超额利润。
不少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政经结盟利用寻租、设租的手法，垄断社会资源及寻求超额利润，包括企业并购、企业联合、行业垄断和政治游说等手段。最易形成寻租市场的行业，往往是政府过度运用行政权力干预，例如电信产业、天然资源、房地产及建筑领域皆是。
中国的市场机制尚处于非十分完善运作阶段，政商关系成为一种“替代机制”，弥补缺乏正式制度环境之支持，包括市场准入、资源配给、资金供给、信息佔有、税收环节、技术支持、人才引进、公共服务及市场地位等等。这些因素刺激诱发企业家不当的介入政治过程，意图操作权钱交织的政商网络，以抵御制度残缺所带来的企业经营风险。
这样不正当的政商关系操作，存在双面刃效应。一方面企业家凭借因官员支持的关系资源而让企业获益 ，使其在融资、税收、放松管制及政府补助上较具优势地位。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因过于亲近政治运作而卷入权力替换关系，一旦官员权力竞逐失利或腐败寻租行为被整肃，企业家往往受政治波及，导致企业经营难以永续。
因此，企业若意图操作政商网络攫取超额利润，往往必须面临政治风险威胁。
无庸置疑的，当今中国企业家已成为政治稳定及经济改革政策下的最大受益者。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已建立一种“相互依赖”，而非“相互制衡”的权力关系。政商关系所形构的利益共同体关系，迫使私人资本与强大的党国体系维系从属关系 ，解销企业家政治自主性。
目前中企业精英不仅不可能挑战现存威权体制，甚至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加维护之。中国企业家尚不至于选择运用最直接挑战，或冲撞方式去改变政府政策的形成；而是采取一种比较软性、或者亲近政府的政治投资策略，以支撑其企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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