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来，中国就开足马力来推动该战略。比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拟投放2500亿元人民币（约507.5亿新元）的“一带一路”专款。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欧洲也大谈特谈“一带一路”建设。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哈萨克斯坦之行，也被认为是中国高层实地推动“一带一路”的重大外交举动。
尽管这些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对“一带一路”的推进必不可少，但中国仍须创新该战略的发展模式，以便更有效地推进“一带一路”。
首先，中国应逐步从传统的经济援助单一模式，向以市场调节为主、以经济援助为辅的双重模式转变。
传统经济援助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首先，中国提供的大量经济合作项目面临不确定的政治风险。一旦被援助国或被投资国出现抵制合作项目的民意阻力，中国往往要动用大量资源予以应对。有些时候，即便努力应对，也避免不了巨额损失。其次，由于被投资国不承担中国所投资的经济合作项目的主要投资风险，因此周边国家往往热衷于获取中国的经济合作项目，进而形成过于依赖中国的资金技术来推动本国发展的发展模式。
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周边国家的发展，但也容易成为这些国家反对党或其他政治势力攻击中国的靶子。这反而对中国在周边推进“一带一路”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要想有效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就很有必要对这种经济援助的单一型发展模式进行改造。
事实上，在以项目为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完全可以以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器，按照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法则来推动相关合作项目的有序发展。换言之，只有运用现代商业法则来规范“一带一路”相关合作项目，才会更加有效地推动该战略，从而更大程度地发挥实际效果。在这一方面，共同承担投资风险，共同履行契约精神是重中之重。
简言之，中国不应该再独自承担资金出让和投资风险的双重压力，而应该将被投资国也纳入到这一双重压力中，从而增强被投资国的责任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投资风险，被投资国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积极应对，以此保证被投资国能够持续获得来自中国的经济合作项目。此外，即便最终出现合同暂停或终止的不良结果，双方也可以按照现代商业法则来进行相关的责任确定和赔偿事宜，以免经济合作项目政治化，对两国政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以市场为主还体现在两国对合作领域的选取上。事实上，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屡次提出发展战略对接的呼吁。这实际上是将中国的供给与对方的需求相结合的一个匹配过程。这一过程的进展顺利与否，直接影响后续合作的开展成效。
因此，中国须高度重视对被投资国发展需求的详细了解，从而避免出现供给无法满足需求的窘境。在这一方面，中国须推动国内相关研究机构，脚踏实地地进行实地市场考察和调研，以准确研判被投资国的实际需求，从而实现中国的供给与对方的实际需求相吻合的良好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既须避免过度偏向自身供给，强行让对方适应中国的发展战略，也要避免完全偏向对方的实际发展需求，让自身的供给得不到完全释放。因此，这个供给与需求相匹配的过程，既要建立在对彼此供给和需求信息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也需要双方进行耐心的沟通与协调，以最大限度地寻求到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实现双赢，造福两国民众。
其次，中国须将政府主导为主、民间参与为辅的失衡策略，向政府与民间共同参与的平衡策略调整。事实上，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中国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各种各样的落地执行任务。如果说在经济合作领域由国企充当顶梁柱尚可以理解（毕竟从整体上看，国企的资金实力和对外合作经验都要更胜于民企），那在人文交流领域则不应该出现政府唱主角、民间唱配角的失衡局面。
毕竟，在以民众为交流对象的民心工程中，政府不可能也无足够的能力来包办一切。由政府主导推动一系列人文交流活动，既耗费政府的财力物力人力，其实际效果也并不明显。因此，由政府主导人文交流，容易造成投入大、产出少的窘境。
在这一方面，中国完全可以适当地降低政府机构在执行“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中的作用，并将政府机构的主导作用转变为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将政府机构的执行者角色弱化，同时将政府机构的统筹规划指导作用强化。同时，政府应让更适合从事人文交流的众多民间机构充当执行者角色，以更为有效地推动各领域的交流活动。具体而言，政府机构可以统筹规划民间机构参与“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工程的具体规则，规范这些不同民间机构的参与行为。
此外，政府机构可以为民间机构参与民心相通工程提供经费支持，并提供项目培训支持，提升民间机构的自身能力。而民间机构也可以在不断的参与过程中，逐步承担起执行者的重任，最终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民心相通工程的实际执行者。如此一来，便可形成政府指导规划，民间参与执行，二者分工明确，相互支持配合的分层体系，以更合理有效地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民心相通工程。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涉及多领域、多参与者的庞大体系工程。正因如此，中国更应该提早进行统筹规划，清晰界定参与者的角色和功能定位，以形成责任明确和功能清晰的分层体系。此外，中国应逐步改造传统的经济援助单一参与模式，更加注重市场规则的作用，尽力打造市场调节为主、经济援助为辅的新模式，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与各参与国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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