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耀／摄影
台湾雕塑家徐永旭的造型语汇一直在改变，经历了“去知识”抽离文本的过程后，那些“无名”的大而薄、碎而密集的陶土作品，是他对“时间、身体和过程”的记录。
台湾雕塑家徐永旭的超过十件作品目前在“艺术登陆新加坡”展出。
这些没有名字，黑白灰颜色的陶土作品，有的大而薄，有的碎而密集。它们触感粗糙，敲打之下发出宛若金属的“铿铿”声响；在人为与天然成型的界限之间游走。
61岁的徐永旭是2008年日本美浓国际陶展首奖获得者。在1998年以前，他的正业是高雄某小学的教员。但徐永旭将自己形容为一名活在舞台上的人，需要正业以外的展演空间才能散发光芒。
年轻的时候，他努力于田径运动，几乎当上国家代表。1971年到1985年间，他醉心古筝，举办过多场售票独奏会。1985年以后他投入视觉艺术创作。
从艺15年后的2000年，徐永旭的雕塑造型语汇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他说是逐渐脱离比较封闭，利用文学故事、寓言或社会批判的方式，变成概念性的创作；作品从半具象转成抽象。
“1998年，我的生活起了变化。我辞去教员的工作专心艺术，经济上因此出现问题。2000年，我离开家庭去到中国大陆、韩国等地，寻找创作基地和展演机会。台湾的舞台似乎不够，展览销售的作品养不起我。”
生活变化的结果，是艺术家观看方式的变化。“早前，我的艺术从自身往外看人性、看社会。但是面对陌生的城市，我觉得我没有心力看外在的事情。一个人独自在外，会看到自己的本质与内心。观看的方式于是开始转向。”
把福柯的鬼魂招进来后再驱离
倦鸟知返的徐永旭后来回到台湾台南艺术大学念书，接触到欧陆当代哲学，文本与理论催化他产生剧烈的改变。一直到2006年，他的创作方向才趋于稳定。
徐永旭说，他一开始通过创作来呼应哲学家如福柯、梅洛庞蒂的文本，当他们开始影响他的时候，他又企图通过创作把这些影响消解掉，在一来一往之中衍生出发展的方向。
“大而薄的作品，是受到了福柯影响，在作品中把自己压迫到极致；过后出现碎而密集的作品，那是对应。一个是张力的，一个是游戏的，去消解过去作品当中几乎穿破墙壁的力量。像是我把福柯的鬼魂招进来之后再驱离。这个过程，造型语汇是一直改变的。”
徐永旭希望通过作品记录“时间、身体和过程”。越要如此就越是得抽离文本。“我想让自己变成一种生物，像蜘蛛在吐丝，像蚂蚁、蜜蜂，像筑巢的过程，像生物的本能。我想‘去知识’，可是‘去知识’本身就是一种知识。作品就在这种冲突之下衍生。”
要“去知识”，因为在徐永旭看来，为了表现议题的艺术最终将让艺术掩埋到议题的后面。“‘去知识’后创作出来的东西才是创作。我要让材料透过艺术家的身体与时间呈现出来。”
像某种生物在筑巢，因此徐永旭的创作过程没有模型没有草图，甚至不考虑其为“作品”的如何展现。“等过程结束，我才处理让它成为作品的工作，例如怎么让它站起来、挂起来等等。”
因为最后才来思考，这个过程经常让徐永旭吃尽苦头。“甚至很多作品就毁了，因为它站不起来！”
问他是否很心痛，他说：“可是那还是我的过程啊！心痛没办法，因为这就是我创作的方式啊……”
虽然提到的都是西方哲学家，徐永旭认为自己作为东方人、华人，东方的文化、历史、哲学与生活早就是自己的基础。“西方哲学吸引我不代表我会创作出西方的艺术。一个东方艺术家，如果是很真诚很忠实地活在东方的土地上，人家就会觉得他的作品来自东方。我相信我的作品让台湾人感到亲切。它们去到世界各地，就是东方的。”
与原料、环境搏斗共存
观念以外，创作的过程是一个艺术家每日每月在巨大的铁皮屋厂房里与原料、环境搏斗共存的经过。艺术家必须敏锐地感受它，做出对应。“巨大的工作室太阳下夏天气温达40度，冬天比外面更冷。环境的湿度、温度、风都会影响作品的完成。泥土要被揉捏必须湿软，它这么薄很容易变硬，我要一直维持它的柔软度。泥土从湿到烧陶完成，会缩10至13%，300公分的雕塑可以缩上36公分，如果无法应付就会裂坏。”
当年离开台湾，徐永旭说是感觉台湾的舞台不够大。但在接触到不同的人、生活与创作方式以后，徐永旭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吸收体。原来台湾并不一直就是想象中的台湾这么大。“以前我离开台湾去追求的，和现在如果离开所追求的，已经不一样。之前在台湾，感受到的那个环境和我自己的创作的关系，和现在的台湾与我的创作的关系，我的看法也变得不一样。人一直在成长，当时是自己能力不够，或者说自己不够好，不够强大。”
一个台湾艺术家的蜕变通过生命与作品展现。徐永旭的创作就是他的生命。他说如果没有创作身而为人活下去的理由都会是问号。“现实与对艺术的追求是合在一起。这就是我的全部。”
●徐永旭“艺术登陆新加坡”特别展／已开始，至1月24日／滨海湾金沙展厅，台湾双方画廊H20展区／售票：www.sistic.com.sg／详情：www.artstagesingapor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