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盛田茂花10年 书写新加坡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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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亦筠/报道 林国明/摄影

日本人盛田茂在2004年退休后,到大学修读映像艺术研究,博士论文是新加坡电影。

2011年,62岁的盛田茂考获博士学位。接着,他继续书写新加坡电影,于去年12月出版日文版《新加坡的光与影》。

提到银发族,你脑海浮现出什么画面?衰老,病痛,无助,无奈?

很多人恐惧老去,是害怕这种身不由己的困窘。但是,在66岁的日本人盛田茂(Shigeru Morita)身上,我们看不到这些。我们看到的是对生活充满朝气,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原来,老去的岁月,可以如此安稳惬意。

盛田茂1949年生于日本,一般人五六十岁时,不外是含饴弄孙,他却在日本明治学院大学修读映像艺术学研究,博士论文是新加坡电影。2011年,也即62岁时,他考获博士学位。接着,他孜孜不倦书写新加坡电影,去年12月7日出版日文版《新加坡的光与影》。

新日建交50年推出新书

记者与盛田茂结缘于2008年,接下来每一年,他到本地为论文收集资料时,记者都成了他“访问”的对象,与他分享过去一年新加坡电影的发展状况。2011年,盛田茂考获博士学位后,依然每年到本地继续研究本地电影,要把《新加坡的光与影》书写得丰富完善。

去年是他写书最忙碌的一年,他没来新加坡,倒是记者到东京时顺道拜访他。盛田茂当时在装潢古朴的家中,拿出不断修改的手稿让记者看。今年初,他就带着新鲜出炉的《新加坡的光与影》来新加坡。当然,小他一岁,一路支持他的太太盛田滝子也陪伴在侧。

我们约在报业中心作访问。报业中心天台花园年初的阳光与暖风格外温柔,他与太太先让摄影记者拍照,过后我们在咖啡香缭绕的会议室中聊他的新书。他扎着小马尾,温文尔雅,笑容从容,耐性十足,一个个章节的介绍与解释,仿佛可以说到天荒地老。坐在一旁的妻子也适时的给予补充,撼动着我们的是:夫妇俩的生命正在最自由的阶段。只要有了明确的目标,老来并不可怕。他们看待人生的态度,激放出灿烂的灵魂,光华而永恒。

盛田茂说,出书的目的是让更多日本人了解新加坡电影。他在日本多次受邀到不同机构与单位,分享新加坡电影。他观察到,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听到新加坡电影。“今年是新日建交50年,这个时候推出《新加坡的光与影》,让更多日本人对新加坡电影有所认识,再适合不过。”

不想错过新加坡的改变

唐永健2005年导演的鬼片《女佣》(The Maid)让盛田茂与本地电影结缘,《女佣》是他观看的第一部新加坡电影。剧中的菲佣到新加坡打工,面对不同文化、宗教的冲击,以及农历七月的许多习俗,包括歌台的第一排椅子留给“好兄弟”等,让他感到非常的新鲜与好奇,于是决定研究新加坡电影。

为了与本地人一起呼吸,他和妻子每年都到本地住上一两个月,且专挑组屋区。他们看电影、歌台,约本地电影人见面。10年下来,在本地住宿与开销是笔不小的数目。因年轻时努力打拼,再加上在日本的生活从简,以地铁和巴士代步,生活还可以应付。盛田茂不会错过每一部新加坡电影,这趟来新,SG50电影《七封信》已下画,他花了200元购买里头包含电影花絮书的影碟。盛田茂说:“我不想错过新加坡的改变。”

认识盛田茂的人都知道,他在日本推动本地电影不遗余力,常去讲电影,如今用《新》铭刻对新加坡电影的时光与记忆。导演韩耀光两三年前透过群众集资(Crowd Funding)找《套》制作资金时,盛田茂夫妇也捐了一点钱。

以前,日本几乎见不到本地电影影碟,后来在日本大城市却可以买到邱金海的《辰已Tatsumi》与陈哲艺的《爸妈不在家》等片。当然,《辰已Tatsumi》与《爸妈不在家》也都有机会在日本公映,《辰已Tatsumi》还是资深导演邱金海第一部在日本公映的电影。邱金海一直试图打开日本市场,努力多年,直到2011年制作的动画《辰已Tatsumi》才如愿以偿。

对于新加坡电影的素质,盛田茂说:“每个国家与地方都有好片与不好看的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电影要表达什么议题。”他说过去多年,新加坡电影题材缤纷,导演更多元化,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Rojak语言是新加坡电影特色 

为了研究其他华人地区电影对新加坡电影的影响,他在修读博士时,也勤于看其他国家与地区包括台湾的中文片。也因为要看中文片,以及在为论文及书《新加坡的光与影》收集本地与海外中文资料的便利,他甚至学起中文。虽不会讲华语,但听懂一些华语,以及毫无障碍的阅读中文。

因为本地电影一般掺杂多种语言,他也学了一些福建话,目的是体会导演透过方言表达的意思与情感。他说:“掺杂式的语言,还有方言的运用,是新加坡电影的特色,这种Rojak的语言概念,应该受到尊重。”他认为,不同族群要保留自己的文化,就得先保留自己的言语。

融入本地人的生活,《新》书从文化、艺术策略、经济、宗教、语言、人口白皮书、外劳、移民政策、婴儿潮与人口老化,甚至是国民服役等不同视野来谈新加坡电影。

关心新加坡电影的盛田茂也关心新加坡,他说,早期新加坡政府为了人民的生存,注重“工程”等方面的教育与发展,忽略艺术;现在新加坡人生活改善了,政府也努力推动艺术。他说:“接下来的50年,新加坡人关注的是什么?”他幽默地说,现在新加坡人比日本人有钱:“物质生活都有了,更需要的是心理的关注吧!”

本地纪伊国屋书局销售

盛田茂求学念的是会计,庆应义垫大学毕业后,在青山大学念国际政治研究科读硕士,1973年进入三井不动产公司,在事业计划部门工作至退休。

1999年至2005年,盛田茂被三井公司派往负责东京郊区的宫崎骏博物馆的建设,他负责监督建设进度,以及博物馆开张后的营业等。他也曾被三井公司派到洛杉矶公干,并将所见所闻收录,写一本旅游指南书,在2000年出版。过去多年,他曾与其他作者联著三本书,《新》书是他个人的第二本书。

退休后再度进学校攻读博士,盛田茂说是要完成多年来的梦想,但是年纪一大把再念书,很辛苦,因为记忆力不如年轻人。

《新》书花了10年收集资料,用一年半写完。盛田茂说:“我每天早上9点开始写,晚上6点才结束。”每天写完,他会奖赏自己看一部影碟来放松。

如今出版《新》书,他透露,找出版商也不容易,因为不是很多人知道新加坡电影。他凭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最终找到出版社,印了1500本,并在日本大城市的书店、纽约与本地的纪伊国屋书局(Kinokuniya)销售。至于是不是会推出英文版,他说可能性不高。

幸福的允诺

盛田茂与盛田滝子于1972年结婚,膝下无孩子。滝子英语流利,在日本教外国人日语。盛田茂55岁从职场退休开始研究新加坡电影时,滝子为丈夫翻译资料,当丈夫的英语越来越好,也退休的她则贤淑的陪伴左右。夫妇俩喜欢看电影,还曾跑到天才导演艾米尔库斯特卡(Emir Kusturica)的波黑家乡去朝圣。夫妇俩一有机会就去背包旅行,摆脱很多老人转不出狭蹙空间的窘困。盛田茂说,他与妻子应该还可以再背包旅行10年。

访谈结束近黄昏,夕阳透过玻璃窗缓缓的洒进来,两人的银发柔和地带着微微的亮光,仿佛是他们对新加坡电影的热忱与爱散发出的微微亮光,闪现在生命沉静的刹那,像是一种幸福的允诺,恒长而美好。透过书写新加坡电影,盛田茂与一路协助他的妻子,也记录他们人生中不灭的光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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