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的多个名字——意大利民众送别名作家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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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可(Umberto Eco)在今年2月19日病逝。他于198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玫瑰的名字》震撼文坛,被改编为电影,也被译成多国语言,销量超过1600万册。对许多人来说,艾可就是“玫瑰的名字”。

这位叙述高手不只是小说家,还是意大利当代重要知识分子、哲学家、符号学家。上个星期二,成百上千民众在米兰送艾可最后一程,以掌声、白色玫瑰,向他们敬爱的艾可道别。

陈宇昕/文

上个星期二,成百上千的意大利民众聚集在米兰的Sforza Castle,送伟大的艾可(Umberto Eco,又译埃可、埃科)最后一程。

音乐家在纪念仪式上演奏了艾可最喜爱的作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作曲家科雷利(Corelli)的“La Follia”,家人、意大利文化名人先后上台致悼词,最后灵柩缓缓步出城堡,人们以掌声,以白色玫瑰,向他们敬爱的艾可道别。

艾可(1932-2016),是意大利当代重要知识分子、哲学家、符号学家、小说家。1980年他出版长篇小说《玫瑰的名字》震撼文坛,小说随后被改编为电影,至今已被译成多国语言,累计销售超过1600万册。

只用两年完成《玫瑰的名字》

许多人对艾可的认知,都从《玫瑰的名字》、从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艾可开始,其实,艾可前半生都在象牙塔里研究学问。大学时代,他研究中世纪文学与神学思想,他的博士论文探讨意大利13世纪神学家阿奎纳斯(Thomas Aquinas),这方面的大量研究为他后来创作《玫瑰的名字》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事实上,艾可只用两年,便完成了五六百页厚,探索整个欧洲中世纪历史与哲学思想的《玫瑰的名字》。他后来自白说,那是因为多年的积累才让他写作时得心应手。其后的小说作品如《傅柯摆》《昨日之岛》《布拉格墓园》等,则分别花了六至八年时间研究创作,每部作品都紧扣历史与哲学。

195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后,艾可扩大研究范围,进入符号学研究,研究符号的诠释、叙事者、读者的角色等课题,同时书写大量文学与文化评论,奠定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艾可不是那种呆板的学究,他的笔触幽默,以小说成名以前,其专栏作品就广受欢迎。1960年代,他与意大利艺术家卡尔米(Eugenio Carmi)联手创作三部儿童绘本作品《炸弹与将军》《三个太空人》与《“弩”星球的精灵》,谈论和平、容忍与环境课题,也让人看见艾可的不同面貌。

为迷宫绘制一幅幅平面图

在《一个年轻小说家的自白》里,艾可透露,1978年他以作为一个哲学家与符号学家的身份感到满足,因而决定着手创作《玫瑰的名字》。至于为什么选择写小说?因为艾可热衷于叙事(narrative),他喜欢说故事。

艾可是个叙事高手,巨细靡遗,他为每个出现在《玫瑰的名字》的僧侣都画了像,为修道院与藏书楼的迷宫绘制了一幅又一幅平面图,他确知每个环境的比例、每个细节,让人读起来身临其境。

为了书写《傅柯摆》,艾可在巴黎住了一段日子,每天“逛街”,把他看到的所有场景都记录下来,有读者甚至按图索骥,去检定艾可书中的巴黎是否符合真实的巴黎,发现惊人的契合。

对许多人来说,艾可就是“玫瑰的名字”。

14世纪,意大利一所修道院发生了离奇命案,善于绘制袖珍画的年轻僧侣阿德尔摩被发现卧尸藏书楼底下,院长邀请前宗教审判官威廉,一个睿智的圣方济各修士,协助修道院厘清阿德尔摩的死因。

《玫瑰的名字》的叙事者是阿德索,一个见习僧,他追随威廉,目睹了这所修道院的阴暗秘密。阿德索将这一切写成手稿,被艾可后设的另一个叙事者“我”发现,并从事研究。

在这双重叙事中,艾可学者的身份与小说中后设叙事者的身份相互指涉,营造了某种“真实感”,加上书中涉及许多史实人物,让历史在小说中以后设的姿态介入,这或许正是作品迷人之处,虚构之中有真实,真实之中有虚构——艾可式的符号学小说美学。

睿智的威廉展开了福尔摩斯式的推理,过程中一层层揭露案情以外众僧之间的阴暗隐情,进而爆发连环杀人事件:追求真相/真理的过程,伴随着死亡。小说虽然似侦探类型小说,但短短七天内发生的故事中,威廉、阿德索与诸僧的对话,充满大量神学、哲学议题,他们讨论耶稣可曾笑,讨论享乐与守贫,悔罪与异教,开明的威廉更多次谈论科学与神学并存的可能,深入探索欧洲中世纪的思想世界。

“不要小看你的读者”

有人认为这对一般读者来说难以消化,但此书却如此畅销。艾可也常被问及这样的问题:为何书写这么艰涩的小说?他的结论是:不要小看你的读者。

至于叙事的目的,是为了沟通。艾可曾说:“我不像那些宣称只为自己而写的坏作者们。作者为自己而写的,只有购物单,提醒他们哪些东西要买,哪些要丢掉。至于所有其他的,包括洗衣清单在内,都是传达给别人的信息。不是独白,而是对话。”

每个读者都有好奇心、求知欲,一如威廉和阿德索,他们渴求真相。其实,小说隐喻的也是关于知识求索的议题:所有命案都围绕着藏书馆,所有知识都被严密看管,诠释权被垄断,只有馆长知道书目,众僧没有自由阅读的权利;即便威廉要查案,他仍不被允许进入藏书馆。馆内机关重重,威廉评论道:“这块知识禁地被许多太巧妙的手腕封闭起来了。科学被用来掩饰,而不是被用来启迪。我不喜欢这样,一种邪恶的思维主导着对神圣藏书馆的防卫。”(19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威廉经常引述历史上著名哲学家罗杰·培根的思想,跳出小说。培根的生命历程即是欧洲中世纪思想发展的缩影:教皇牢牢控制话语权,培根因为崇信科学(他是著名的光学研究者,也从阿拉伯世界学会炼金术)最后被软禁,无法出版著作,反映在小说里,即为威廉的经历标上最佳历史脚注:拥有知识在那样一个禁锢的年代,是何其危险的。

藏书超过3万册

46岁开始写长篇小说,艾可生前共出版六部长篇小说,最新一部为2010年出版的《布拉格墓园》,艾可选择了影响20世纪历史的著名伪文件《锡安长老议定书》(历史上,此书引起反犹太主义高潮,导致种种悲剧)为小说动机。此书作者原不可考,但艾可为它创造了一个人格分裂的主人翁,同时希望这个虚构人物能够成为文学史上“最无耻最恶毒的一个”。

小说以外,艾可还出版了《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带着鲑鱼去旅行》《别想摆脱书》等许多著作。

艾可也是个藏书家,他在米兰的家中收集了超过3万册图书,许多人慕名前来参观他的私人图书馆。人们总关心他已经读了哪些书,但艾可认为,未读的书才更具价值,因为那意味着对未知的好奇与探索——这似乎也为爱书人,为他们满架子未读的书,发出了最神圣的宣言。

广博的艾可逝世了,但后世读者仍将从他的作品中得到知识的快乐,得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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