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建裕／文与图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
裕芳已经把他的一生献给了学术。 他走了，留下了他的丰富的学术著作，留下了他刻苦钻研的精神，留下了令我难忘的回忆……
今年4月23日中午内人接到廖裕芳夫人的电话，告诉我们廖裕芳（1936-2016）在当天凌晨走了。其实，他与病魔已经奋战了好几年，最后还是败阵下来。
我认识裕芳，是57年前的事。 那时他在南洋大学念现语系（英文）二年级，我在南大念中文系一年级。我们一见如故。我们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 有人常把我与裕芳搞乱了。有人问我与裕芳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我说：我们500年前是一家。
50年代是动荡的年代，也是勇敢的年代。反殖民主义运动分外高涨。马来亚刚刚取得独立，新加坡也步上自治之路，最终的目标是与马来亚一起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马来语是马来亚的国语，所以，新加坡的年轻华人，尤其是南大学生，也卷入了学习马来文的热潮。当时的南大生如林焕文、杨贵谊、吴诸庆、陈达生、陈潮盛与廖裕芳等，都受到了时代的感染。来自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我，于1959年考上南大，也加入了马来文的行列，当起马来文小老师，教南大学生马来语（其实是印尼式的马来语）。
■南洋大学
当时的南大开始办马来文刊物。南大马来文版的《大学论坛》（Mimbar Universiti)）于1958年12月问世；马来文不定期刊物《文化》（Budaya)）也于1960年出版。我本人参与两者的编辑工作，廖裕芳自己则办英马双语的刊物《南洋文学》（Nanyang Literature）。此外，许多南大生也积极地在新马华文报章上发表文章，翻译马来文学作品，介绍马来文化。有些南大生也在马来报章介绍中华文化与马华文学。
裕芳虽然念英文系， 然而对马来文的热爱却有增无减，在学英文的同时也继续苦学马来文。他在南大读第二年时由于经济拮据，停学一年去教书，1959年复学，依然搞英文与马来文。1960年年底，他刚念完第三年。碰巧印尼政府颁发两个奖学金给新加坡学生到印尼大学攻读印尼语文系。南大毕业生陈达生与在籍学生廖裕芳都有申请，结果两人都中选。
裕芳当时很矛盾；因为再读一年就可以取得南大现语系的文凭了。他犹豫了一阵，决定放弃南大的学位，冒险到印尼读大学，而且是从第一年读起。
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如果毕业于南大，我只能找份工作糊口，结婚、养育儿女，而平凡地过一生。我不愿意，我要学好马来语以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我要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新加坡人，可能无法理解裕芳的心情。当时的年轻人，思想较为单纯，充满美丽的理想，一心一意想为祖国新加坡与马来亚献出自己的青春。这是时代的洪流，挡也挡不住！
■印尼大学
1961年11月裕芳动身到印尼。他踏上了美丽的异乡的土地。一切是那么陌生。马来语与印尼语有颇大的差异，一切都要从头学起。裕芳下了很大的功夫才能赶上。那时的留学生的生活很艰苦，奖学金少，衣食住行都很不理想。他不知道度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但是，他咬紧牙根，克服了各种困难，在印尼过了漫长的五年。
在这五年，他修读了印尼语言、文学、历史、文化、阿拉伯文、梵文，以及爪哇古文。这五年奠定了他的马来文及印尼文的基础，为他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创造了条件。难怪在他的自传里，他把到印大深造的那一年当成是他学术之旅的开始。
在印大时，他专研马来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为了搞好印尼文，他将英文文学理论翻译成印尼文／马来文，又将印尼先驱诗人凯里尔安哇的全集翻译成英文。在这方面，他获得了印尼文艺评论大师雅辛（HB Jassin)）的支持与协助。雅辛成了裕芳的恩师良友。
值得一提的是，裕芳、达生与我三人在雅加达经常在一起。他们在印尼大学念的是印尼语系，而我念的是历史系。1965年9月底，我们同天参加印大的毕业典礼。要是我们迟几天才毕业，可能拿不到文凭，或者至少要等两三年才能取得文凭。因为1965年9月30日晚上，印尼发生了政变，许多学生教授都受波及，印尼变天，军人掌权，大学停课，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复课。
■荷兰大学
在印大取得了相当于硕士学位后，裕芳回到了狮城，首先在一所马来中学教马来文，不久受聘于南大教授马来文，后来也教马来文学。那是1966年的事。当时的裕芳除了教书外，还继续研究马来语法与古典文学，编写教材与论文。但深知自己不足，很希望能再出国深造。他终于得到奖学金，赴荷兰深造。
当时研究马来文学的重镇是荷兰莱顿大学。由于印尼文凭不受承认，他重新修读硕士班（Drs），研读的还是马来古典文学。他遇到了贵人鲁尔奋教授 （Roolvink）, 在这位马来古典文学专家的指导下，裕芳很快就修完硕士课程，并在1971年获得莱顿大学硕士学位，其硕士论文题目是《马六甲法典》。
鲁尔奋教授觉得裕芳是个学术人才，鼓励他继续研究《马六甲法典》，以硕士论文为基础写博士论文，还自愿当裕芳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裕芳于是在莱顿再呆了一阵子，继续钻研。鲁尔奋教授说裕芳已经符合莱顿大学博士生的条件，无需留校。裕芳喜出望外，谢了恩师，于1972年返新，回到南大执教。他边教边写论文，精读了几十种“爪威文”的手抄本，比较、分析、诠释，最后又将法典翻译成英文，终于在1976年完成了《马六甲法典》的博士论文。按照荷兰大学的规定，每部博士论文，在答辩前都必须出版。裕芳答辩成功，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据我所知，他是新马唯一获得莱顿大学博士的学者。
在裕芳回到新加坡的那一段日子，我也离开了印尼到处漂泊。我们很少联系。 1975年我考到博士学位后回到新加坡在东南亚研究院当研究员，裕芳与我又经常见面了。这时我们都有了家庭，但是我们对于学术研究的热诚，似乎不减当年。我虽然不是专门搞马来文与文学，但是对于马来语言文学依然很有兴趣，所以经常与裕芳互相切磋，后来甚至合作编写马来文读物。内人与裕芳的夫人也成为好友。1982年我转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书，那时裕芳也已在马来文系执教，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加频繁；我们似乎有谈不完的话题，我也进一步了解了裕芳在学术上的成就。
■古典文学
裕芳的《马六甲法典》一书一出版，即刻成为经典。凡研究马六甲历史及法典者，都得参考此书。后来裕芳又研究《马六甲海洋法》，可说是《马六甲法典》的姐妹篇。
其实，《马六甲法典》是马来古典文学的组成部分。在印尼时，他早就开始研究古典文学。动身前往荷兰时，他已经完成了《马来古典文学史》马来文的草稿，可是这本书稿，直到1975年才在新加坡出版。由于是一部用马来文写的有关马来古典文学的著作，所以它变成了畅销书。新马高级马来文中学及大学纷纷采用。不久，英国伦敦大学也采用。在短短的数年内，再版了两次。
裕芳对此书并不满意。他知道里头的材料可以增加。在1984年他拿学术假期，利用这段时间，到世界各地大图书馆收集有关资料，寻找各种文学作品的手抄本，将文学史大幅度修改，从一册变成两册。1991及1993年，修订本上下两册由印尼一家学术出版社出版。大受学术界欢迎。裕芳继续将文学史增补修订，终于有一家印尼名出版社将它合成一册出版。受印尼学者大力赞赏！2012年发布的中文版，不是根据2011年的版本，而是依照1991／1993年的版本。这本书的英文版，不久也问世。
■马来研究
其实，裕芳的成就不局限于《马来古典文学史》，他也出版了现代马来语法。此书一出版，引起了马来及印尼学术界的注意。裕芳曾与马来语法学者打过笔战；裕芳也曾受邀评论现代印尼语法。一位印尼大学的语文教授，称赞裕芳的马来语词类分类法是目前最好的分类法。
裕芳虽然是学者，但是他并没有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在马来文课本缺乏的年代，他曾经编写马来文中小学教科书，当时马来学校曾采用这些课本。后来，他编写十余本指导学习印尼语与马来语的英文读物，也成了畅销书。
此外，裕芳也被邀请出任马来文《每日新闻》的专栏作家，专门谈论马来语言文学，长达两年之久。他是唯一获得此殊荣的新加坡华裔学者！
其实，早在2004年，马来西亚以马来人主导的作家协会也颂扬裕芳在马来语文及马来文学研究的杰出贡献， 并撰文报道这位华裔马来专家的生平与著作。在新加坡，他多次被提名为敦·斯里·拉囊文化奖的候选人，可惜由于他不是马来人，始终没有得奖。
直到2011年7月，新加坡马来语文理事会终于颁发了“特别文学奖”给裕芳，承认他对于马来文学的特殊贡献。
■华文著作
裕芳多数用马来语写作，偶尔也用英语和华语。他出版的书籍，以马来文／印尼文为最多，其次是英语。他的马来古典文学术著作，有专家学者将它翻译成华文与英文出版。
其实，裕芳是华校生，早期与后期，他也用华文发表过好文章，可惜这些华文文章没有收集成册出版。他曾经告诉我有意将这些文章，特别是有关回教（伊斯兰）的华文文章结集出版。但是，由于他健康情况欠佳，迟迟没能如愿。
去年，裕芳卧病在床，我自告奋勇，要为他整理出版他的华文专辑，他也欣然同意。于是我请裕芳的夫人帮忙，将他的一些存稿给我，我自己也找了一些，做了编辑的工作，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
去年8月，当我把刚出炉的《马来人与伊斯兰教》一书交给他时，他激动地谢了又谢，脸上露出了少有的满足的笑容。他说：这是他最后的愿望；这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心中也起着生平少有的波动。
裕芳已经把他的一生献给了学术。 他走了，留下了他的丰富的学术著作，留下了他刻苦钻研的精神，留下了令我难忘的回忆。
（本文以作者在2012年廖裕芳新书发布会的演讲稿为基础修改补充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