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昕／报道
南大中文系的《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发布会，请来自中、美、台、马四位知名学者：刘俊、史书美、彭小妍与庄华兴齐聚新加坡，探讨新华文学课题。
《文艺城》借此聚会，已于13日邀刘俊、彭小妍与庄华兴，以及《备忘录》主编之一柯思仁，与本报记者陈宇昕笔谈新华文学。本期史书美加入讨论，五位学者对新华文学的经典与未来展开笔谈。
上周五（13日），《文艺城》请四位学者柯思仁（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庄华兴（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高级讲师暨中文文学博硕课程召集人）、彭小妍（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研究）与刘俊（中国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暨南京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笔谈华语语系文学与新华文学的关系。
若说上半场是关于新华文学的历史与疆界的讨论，今天的下半场，则是关于“何谓经典”与未来的思考。
下半场，史书美（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亚洲语言文化系和亚美研究系合聘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陈汉贤伉俪讲座教授）也加入讨论。
且听五位学者如何观视新华文学。
小文学与经典
4. 《备忘录》在导论中提到，小文学注定“经典缺席”，这是就大中国话语权而言。华语语系的提出，是否志在为小文学树立经典？许多人都想知道：新华文学有没有经典？或，经典有没有必要？新华文学的经典缺席，是不是也与长篇作品的匮乏有关？
柯思仁（以下简称“柯”）：经典的出现是一种必然，通过写作、传播、评论而形成。《备忘录》的进行和出版，在这个意义上，不可能说不是一种经典的创造。重点是《备忘录》的编选并非想要树立唯一的权威性的经典，而是主编的某种观点下创造出来的经典。这种行为的意义是在于提供有别于现行普遍观念的视察与反思的角度，期许的是还有其他经典的编选，多元经典的出现才是我们的原意。经典是有必要的，因为那是跨越界线进行对话的基础，无论是对华语语系文学的其他对话者，或者是相对于新华文学的某个中心。
庄华兴（以下简称“庄”）：对小文学系统而言，“经典”这个概念也许过度沉重，那是现代主义美学强加给我们的问题。除此以外，文学系统的大小不必拿生态学来类比，“小水池养不出大鱼”、“沙漠只能长仙人掌”是典型的说法。文学写作是个人的事业，大有大千，小有小千，端视作家有没有锐眼，有没有思想，有没有俱足的语文工具，有没有生活的热诚，有没有对生命的敬重。
新华文学从建国走来几十年，都留下一些可读性很高的作品。《备忘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老作家有老作家的道德悲悯，年轻作家（特别是新加坡独立之子）在面对全新的新加坡，在自信之中难掩一丝丝的茫然与惆怅。这是读本最真实可贵的地方。然而，我更关心的是，在扰攘的现代化大都会，当下的新加坡作家是否能够安顿浮躁的心，认真思考问题，如新加坡的成功的现代化转型的种种问题。新加坡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国家”，周边马来国家都这样看，既恨且羡。但是，它完全没有问题吗？一路走来，不难想象，新加坡经验并非一蹴而就，有许多值得书写的故事，当然不是歌功颂德，也不是老掉牙的可歌可泣。作为局外人，我更愿意看到民间的新加坡，以及大厦暗影下的新加坡是怎么回事。书写丑陋固然需要勇气和气魄，格雷安·葛林说，真理藏在深而污秽，极污秽的洞穴之中。这些都是长篇作品之所寄，新华作家需要这样的勇气、气魄和承担。
刘俊（以下简称“刘”）：德勒慈（Gilles Deleuze）和瓜达尔（Felix Guattari）所说的“小文学”（minor literature），有时又被译为“少数文学”，是他们在研究卡夫卡的时候提出来的，主要是指少数族裔作家如何在主导语言体系中构建自己的文学。在德勒慈和瓜达尔看来，作为生活在捷克的奥地利犹太人，卡夫卡在用德语写作的时候，他的德语“又像德语又不像德语”，是一种带有地方特色和个人风格的德语，由此，卡夫卡用这种德语创作出来的文学，相对于“主流文学”（major, dominant literature）而言，他的文学就是一种“小文学”（少数文学）。对照“新华文学”，“小文学”似乎不是针对英语文学而言——因为华裔在新加坡不是少数族裔，而且“新华文学”也不是用英文创作，看上去更像是针对全球性的华文文学而言，那么，“新华文学”所说的“小文学”，是相对什么“主流文学”而言的呢？如果我的揣测没有错的话，这个“主流文学”就是“中国文学”——也就是你问题中提到的“大中国话语权”。然而，就我的理解，在文学领域，主观的、自觉的、刻意的“大中国话语权”其实不存在。
依照德勒慈和瓜达尔对卡夫卡的研究，这种“小文学”恰恰是文学可能出现“经典”的必要条件，因此，“小文学”并不必然“经典缺席”（卡夫卡就证明这一点），而“小文学”中经典（作家和作品）的出现，也绝不是提出“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之后就必然会出现的——一切还是要以创作为准。
“经典”的标准并不容易界定，说“新华文学”有没有经典，要看在什么范围和什么情况下来说。如果将范围局限在“新华文学”之内，那今天选入《备忘录》中的很多作品，都可以说具有“经典”的素质；如果将经典的范围扩大到马华文学，扩大到东南亚华文文学，扩大到世界华文文学，那对《备忘录》中这些作品的“经典”性认知可能就会发生变化。所以，说“新华文学”“经典缺席” 要看在什么范围来说。
同时，我也不认为“新华文学”经典缺席是与长篇小说匮乏有关，短篇小说也一样可以成为经典啊！谁也不会说《呐喊》不是经典吧。
彭小妍（以下简称“彭”）：“经典”是创造出来的，任何地区任何语言的文学在关键的时期，因情感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都可能有不同的经典产生。试看，哥伦比亚文学就大西班牙话语权而言，不也是小文学？但出身哥伦比亚的马奎斯所创作的《百年孤寂》，不仅是西班牙语系文学的经典，也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新华文学应以全球华人为默认的读者群，走出局限于新加坡一隅的格局。长篇作品的确是新华作家可以努力的目标。短篇小说有助于演练写作技巧，长篇才看得出写作功力和思想深度。
史书美（以下简称“史”）：所谓“经典”，有关乎一个“经典化”的过程。我们知道所谓的大河小说（saga）为冰岛所创的文体，但是大部分人完全不熟悉冰岛的大河小说，因为冰岛不在西欧，和其边缘性有关系。卡夫卡幸亏用德文写作，而不是用捷克语，不然会完全被埋没，这都是认可机制的问题。华语语系新加坡文学想要创立经典，不是不可以，也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我觉得是认可机制的问题。如果新加坡文学界及政府愿意提倡华语语系新加坡诗歌或戏剧为经典，且大量宣传到国际上，那外面的人也就会认为就是这样。到底华语语系新加坡文学要不要经典的问题，但看大家共同认知在哪里。小国有小国的限制，但也不是不能克服的。如加勒比海那么小的岛国圣卢西亚（St. Lucia），就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是诗人和剧作家，不是小说家，和文体没有必然关系。有关小文学如何发声的问题，容我以后再谈。
新移民与新华文学
5. 自1980年代新加坡教育政策转向，母语教育成为第二语言，新加坡华人在英语与华语／方言之间，更普遍倾向英语。华语人才因制度性改变而减少，选择以华文创作的人更少。有指华语源流（马来西亚或中国）的新移民为新华文学提供另一种可能，那么移民文学应该如何放置在华语语系新华文学的脉络来检视？
柯：移民文学如果融入这个社会环境，并表现对于在地的关注与情感，那不也是新华文学里有意义的成员吗？殖民和移民的历史上不也都是如此发生的吗？不过，文学和文化是在地生成的，如果将期望寄托在移民文学，我看那也不需要。
庄：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华人和新加坡华人在很多方面共享一个经验，如历史经验、语言习惯，乃至价值取向。新华文学多了马来西亚新移民，其实对文学系统的本质没有构成太大的问题，华语语系原初所蕴涵的“华语”经验与使用方法仍可适当调度来看（马来西亚新移民的）新华文学。从某个角度看，这个新移民群体也可能把新马两地分家前的经验再次衔接上，加上在华语语系文学的去疆界化操作，进一步把马华和新华凑合在一块。如果未来有可能促成华语语系文学共同体的想象，我想新华和马华形成一个文学共同体绝对是有这样的条件的。新加坡的强人政治已告一个阶段，未来新马两地华人文化的互动也许更趋频密。这些可能性都不可轻易否定。
然而，对中国新移民来说，因语言习惯的差异、历史经验与成长中社会教育的不同，加之与出生地在资讯联系上的方便，无论在价值取向，看待事物的方法上都有一定距离，这个新移民群体跟新华文学之间可以说处于一种比较紧张的关系。把这一块新移民文学纳入华语语系文学或许会产生比较复杂的问题，譬如对华语语系文学的挑战。当然，中国新移民的融入也并非不可能，但毋庸否认，从认同、接纳到内化成为其中一分子的确需要较长的时间。
刘：“新移民”一般是指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大陆开始“走出去”到别国定居的华人移民，为了与此前从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去国外定居的移民相区别，学界一般称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后发移民”为“新移民”，由这些“新移民”们创作的文学，也就统称为“新移民文学”。“新移民文学”不限于新加坡，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除了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新移民文学”十分活跃），就新加坡的“新移民文学”而言，现在很难预测它在“新华文学”中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因为这与新加坡的移民政策有关，移民政策将决定未来“新移民”的规模和构成），目前只能说在现在的文学生态中，“新移民文学”是“新华文学”华文文脉得以延续的一个方面。我觉得，现在对新加坡“新移民文学”的认识，主要还是将其置于“新华文学”的脉络中来加以考察，目前学界还没有将其单独作为“新华文学”中的一个独立的文学范畴来进行分析，因此在“华语语系文学”中，“新华文学”中的“新移民文学”，还是被“包裹”在“新华文学”中的。
彭：华人新移民当然是新华文学可能的作者。就台湾文学而言，白先勇出生于广西桂林、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他们的作品不都算是“移民文学”？比他们更早从中国来台的作家，不也都是“移民”？新华文学是来自中国各地（或全球各地）的华人或其后代创作的，严格来说，新华文学本身就是移民文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各地流动的人口激增，移民现象已经是常态。有必要使用移民文学和非移民文学的二分法吗？
史：语言群体是一个开放的群体，所以会有不断的变化。但是新加坡的华语是新加坡传统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不加以培养，那是新加坡的损失。如同物种多样和生态的关系，语言生态的多样是新加坡文化的重要资源，丧失这个多样性，是非常可惜的。这更会使新加坡和过去的历史促成更深的断裂、文化记忆的失落，会造成文化上的创伤。也因为语言群体是一个开放的群体，华语语系文学会有越来越多新移民作家的写作，对新加坡的华语语系文学注入新的作品，这是历史现象，我觉得应以开放的态度面对。由于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早期的华语语系作家很多是南来作家，这是它的生态的一部分。华语对本地的新加坡人，在英语为帅的情境下，变成残留（residual）的语言，到处受到威胁，但又不断有新的移民注入新的华语，给予它一个活力成为一个新兴（emergent）的语言，就是在这样的碰撞中，许会创出更深更亮丽的火花。
式微过程中的未来
6. 普遍观察，新华文学正处在一个漫长的式微过程中。就您的观察，新华文学的未来会呈现怎样的面貌？或您看到哪些值得注意的年轻新华写作人吗？
柯：我对于华文文学在新加坡的处境并不那么悲观。需要感到沮丧的，倒是文学或人文作为一个整体，过去半个世纪在新加坡强调务实主义的教育观念里，被忽视被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在正规课程以外。当然某些政府机构，如国家艺术理事会、国家图书馆等，在教育体制外一直都在做各种努力，不过，如果教育体制不对文学和人文有足够的重视，很多力量和资源的投入将会事倍功半。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倒是在学生之中看到不少具有人文素养和对于文学有感受思考的潜能。
庄：以上几题间接给了答复，在此不重复。
刘：对于没有发生的事情，一切预测／揣测其实都是假设性的。虽然华文以及华文文学目前在新加坡有渐趋衰微之势，但我对“新华文学”的未来还是有信心的，我觉得一个有着光荣传统和众多优秀作家作品（就小说而言，《备忘录》就是代表）的“新华文学”，它的发展其实充满变数，值得对它的未来充满期待！
彭：新华文学如果置入全球华文文学的视野中，扩大读者圈，并且与其他华语地区的文坛联系互动，或可找到新的契机。许多中国大陆作家、马华文学作家、香港华人作家在台湾文坛大放异彩。新华电影导演陈哲艺的《爸妈不在家》赢得2013年金马奖的最佳影片。许多台湾作家在中国大陆也拥有读者，黄春明、白先勇、余光中、张大春都获得他们的喜爱。新华作家是否也可以走出新加坡，争取广大华人世界的认同？就目前这本新华文学读本提供的作品而言，谢裕民和陈石的表现让人眼睛一亮。两篇作品描写的是现代与传统、身体的记忆与认同的问题，这是普世的议题，两篇作品又展现出新华在地的特色。在技巧上，两篇都相当成熟，文字各有性格。是值得推广到华人世界的作品。
史：一个小文学的命运，但看身在其中的人决定怎么走，采取怎样的态度，我觉得不必然是会式微然后消失的。
华语语系国际论坛暨
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发布会
专题演讲：史书美
论坛主讲：彭小妍、刘俊、庄华兴
5月14日（星期六）下午2时至6时
艺术之家二楼Play Den
报名：goo.gl/c3c7Uu或65923208（5月10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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