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新加坡人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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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市走一回

新加坡小说选《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收录1948年至2011年的22篇作品。两位主编在本书导论说,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是写给新加坡人的备忘录,尤其是在官方视野以外的仍然活跃于民间的各种华文书写。由于华语语系社群在这里被弱势化,新华文学的特色形同备忘录的功能,一直都在记忆和遗忘之间进行挣扎,这也意味它在本土社会存在的历史政治象征意义,可能越来越大于其国家功能的实际意义。”

黄涓∕文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及八方文化创作室近日出版新加坡小说选《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选集由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柯思仁、助理教授许维贤主编,共收录22位跨世代新加坡小说家,从1948年至2011年的22篇作品。

选集具有历史政治象征意义

《备忘录》所选作品包括赵戎的《古老石山》、威北华的《手》、苗秀的《太阳上升之前》 、姚紫的《夜茫茫》、张挥的《白笑与阿祥》、林康的《邂逅一条黑狗》、 谢裕民的《蹲向传统或坐看现代》、陈石的《李隐的自我检索》、佟暖的《无非她与他之九九归异》、潘正镭的 《沉船记》、张曦娜的《任牧之》、梁文福的《獍,有此事》、尤今的《燃烧的狮子》、黄凯德的《豹变》。希尼尔的《浮城六记》、 黄孟文的《安乐窝》、杜南发的《玻璃世界》、英培安的《不存在的情人》、吴韦材的《噢!卡露》、 迈克的《黯然记》、 吴耀宗的《人间秀气》及孙爱玲的《碧螺十里香》。选集并附有两位主编柯思仁、许维贤撰写的长篇导论,同时,所选每篇小说也附有不同作者写的分析导读。

选集取名“备忘录”别有深意,两位主编在本书导论说,新加坡的华文文学“是写给新加坡人的备忘录(memorandum),尤其是在官方视野以外的仍然活跃于民间的各种华文书写。新华文学可以呈现为一种为了遗忘而产生的文学,或者一种一直跟遗忘进行抗争的文学,而更多的作品是介于这两极之间。‘备忘录’顾名思义就是一切能帮助人们记忆的文字,无论是小字条、非正式或半正式的文件例如‘谅解备忘录’和‘联合备忘录’,它在新加坡语境的共同特征是缺乏法律的强制性,也不具备行政上的契约和指令作用。由于华语语系社群在这里被弱势化,新华文学的特色形同备忘录的功能,一直都在记忆和遗忘之间进行挣扎,这也意味它在本土社会存在的历史政治象征意义,可能越来越大于其国家功能的实际意义。”

选集收录最早的两篇作品

《备忘录》收录最早的两篇作品是赵戎的《古老石山》与威北华的《手》,两篇作品都完成于1948年,写的也都是无业游民。赵戎是战前诗社“吼社”的发起人之一。小说里死板古旧的“古老石山”每天一日三餐温饱都成问题,但本书导论说,“赵戎在小说里却没有简单采取上述任何一种对游民无产者的批判或寄望的政治立场,他的笔调冷峻地从各方的观点出发和转换,其中包括老板、乘客、日本宪兵部和游民无产者等人的视角。作者显然拒绝从简单的道德立场和政治立场去批判或肯定游民无产者偷鸡摸狗的生活,反而冷静揭露构成这些不法行为的意识形态统治机制。”

威北华的《手》写诗人威亚明为了糊口,不惜放下身段去当苦力,为了求取工作,他还向老板骗说自己是高中生,结果高学历却换来老板的白眼,后来在厂里工作,因为意外失去了右手。关于《手》,本书导论对小说的评价是:“反讽的是,最后亚明积极劳动的结果却是丧失一只右手,非但无法改变自己的失业命运,也失去了可以再用这双手跟劳动阶级一起去创造未来国家的想象。主人公对‘劳动创造世界’的理想幻灭,未尝不是大半个世纪以来雷厉风行的全球跨国资本主义不断改写社会主义国家理想,所带给劳动阶级心有余悸的痛史?”

书写低收入华族老人的困境

本书收录的最近期的新华小说是佟暖的《无非她与他之九九归异》,小说描绘了九个低收入老人在职业再培训班(初级英语班)上课的情境,九个被老师指配洋名的老人,他们的故事透着生活的委屈与心酸。其中“Raymond ”在求职信上说,自己自1979年开始患上语言惶恐自闭症,想找一份无需说话的工作。有意思的是,1979年正是启动讲华语运动的那一年,也就是不讲方言的开始。Raymond代表了只说方言,不会英语和华语的一群,他在失业困境下,报名参加英语培训班。

《无非她与他之九九归异》也获得2011年新加坡金笔奖华文短篇小说首奖,对于此篇小说的评价,正如本书导论所说:“小说在戏谑这些英语班的存在不是在改善这些老人的英语水平,而是在不断助长他们的自卑心理。此小说穿插大量本土的俗语和方言,以诙谐和轻盈的手法,一脱新华‘伤痕文学’对英语化教育制度的悲情,反而更有力地质疑国族建构过程中伸张的社会正义的意义。”

小说题材形形色色

本书收录的小说题材相当多样化,其中如黄凯德的《豹变》“把读者带回1960和70年代新加坡政府大力提倡全民节育的时代,与1980年代以来大力提倡全民生育的年代形成反讽的对照”。迈克的《黯然记》触及同性恋书写,吴耀宗的《人间秀气》同样有关同志议题;英培安的《不存在的情人》“写出了个人和集体的冲突、对话和协商”、杜南发《玻璃世界》“以种种无所不在的无形玻璃作为隐喻,生动地写出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界限如何逼使人们陷入‘无物之阵’”。

吴韦材的《噢!卡露》则写都市中一个渴望爱情的单身女人,尤今的《燃烧的狮子》用“舞狮”的华族文化符号,“以平易近人的手法,揭示了华族文化在新加坡落地开花的艰难和隐痛”。孙爱玲的《碧螺十里香》塑造的关凤慈则是个从“戏子”到“妾”再到“代理母亲”的传统却强势的女性形象。黄孟文的《安乐窝》写了“冷战年代两个持奖学金留学美国的亚洲学生对国族主义和离散话语的两种不同回应”。

本书所收录苗秀的《太阳上升之前》、姚紫的《夜茫茫》、张挥的《白笑与阿祥》和林康的《邂逅一条黑狗》虽然同样写了妓女,但都各有呈现与表述方式,《太阳上升之前》的黑凤愿意跟马来人和印度人打情骂俏,甚至性交易,却拒绝当日本侵略者的军妓。

分别写于1951年的《夜茫茫》和写于1990年代的《白笑与阿祥》都写了恭锡街性工作者和三轮车夫的故事,《夜茫茫》的凤姑娘为红牌神女,暗恋她的三轮车夫阿憨没有钱与红牌神女交易,嫖上野鸡患上梅毒,后来凤姑娘发现阿憨对她动了真情,却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自己也患上性病,最终凤姑娘将大钞给了阿憨,自己服消毒药水自尽。

《白笑与阿祥》在写妓女和三轮车夫的爱情故事中,穿插南洋大学创办史,舞女白笑希望五岁大的儿子将来考进南大,在为南洋大学义踏义舞的日子里,三轮车夫阿祥与舞女白笑有了共同的话题。本书导论说得有意思:“小说最有力的反讽在于,白笑的梦想恐怕最终是事与愿违,即使白笑的孩子最终考进南大,他毕业出来顶着被主流霸权话语标签化的华校生刻板印象,在新加坡英语当道的主流语境下,他是否也会如同母亲的命运那样处在一生要摆脱白挨白笑的梦魇?”

《邂逅一条黑狗》中的“红牌阿姑”为“Abdullah 37”,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和Abdullah 37发展成为亲密伴侣,后来Abdullah 37为了不想让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儿子知道她曾从事卖淫,跟“我”分手。本书导论对此篇小说别有看法:“所谓‘邂逅一条黑狗’,那条流浪在现实街头里对‘我’狂吠的老黑狗,投射了‘我’对自身无家可归命运的无奈和仓惶。小说从‘我’这个老年男人的观点,省视和类比人与人之间施与受的关系,无论是‘我’对舞女无条件的接济,或‘我’仅对前妻身体的眷恋,或者‘我’跟同学死党兼创业伙伴们起起落落、冷暖自知的友情,在全球跨国资本主义俨然成为普世价值观的当代社会里,无论是爱情或友情或亲情,都形同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而供应关系停止的一天,也是交往终结的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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