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谣,我们曾经用心唱过的歌

↓纪实电影《我们唱着的歌》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磨难之后,终于能够和观众们在院线见面了。诚如影片的基调所显示,正是因为当年那一群华校生的苦苦坚持,才给文化沙漠的岛国留下了一片珍贵的回忆绿洲。(图片由嘉华院线提供)
↓纪实电影《我们唱着的歌》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磨难之后,终于能够和观众们在院线见面了。诚如影片的基调所显示,正是因为当年那一群华校生的苦苦坚持,才给文化沙漠的岛国留下了一片珍贵的回忆绿洲。(图片由嘉华院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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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茀民/文

(本地作家/音乐人)

虽然,我们都兴高采烈地见证了“重逢”的喜悦成功,“华中”的真情感动,“书城”的千头簇拥,乃至于“海蝶”的六小时票空……;可对肩负着“承前启后”使命的新谣来说,这些是承前,还是启后?或者更多是承“钱”启“厚”的商业活动呢?

2015年7月,我曾有幸受邀到吉隆坡参与了“花踪文学奖”的评审工作。在“花踪系列讲座”的“马华作家与海外作家对谈”会上,马来西亚新晋作家龚万辉先生笑称他是听着我的歌长大的,还列举了我“新谣时期”的作品像《雾锁南洋》、《咖啡乌》等。

回顾我35年的词曲创作生涯,到底有没有一段所谓的“新谣时期”,我还不太确定;但《雾锁南洋》和《咖啡乌》,都是为电视连续剧创作的主题曲/插曲,应该不能算是新谣吧?

晚饭后回到酒店,被我强制勒令沉默了一天的手机终于响了,铃声是我1998年写词的国庆日主题曲《家》。小儿子童稚的话音落下后,我想起了2014年年底回新加坡陪家人过圣诞节期间,曾接受过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摄制组的采访。感谢“花踪”,也感谢那段三小时的访谈,让我有机会在记忆陈旧的匣子里,努力翻找出冰封了30多年的一些往事,并且用已经略起皱纹的双手去试图探测,那些年我们曾经用心唱过的歌,是否还带着年轻岁月的一丝丝余温……

■新谣其实早就已经过去了

是的,我的确是非常痛心地告诉纪录片的导演和工作团队,我就是那么残忍地改动了节目名称《我们唱着的歌》中的一个“着”字,转而用比较消极的“过”字,去看待近两三年来貌似风风火火的新谣的。

真的,我们曾经那么用心唱着的新谣,其实早就已经过去了。她不会因为李显龙总理在2014年国庆大会的演讲中,随口哼唱了几句,年少时候的梦就会突然回转头来。她也不会因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教授王德威博士在“纪念陈六使逝世四十周年”系列活动的主题演讲中,把“新谣”列入“新加坡人文经验的10个关键词”之一,已经向海外长流的细水就会突然倒灌回母亲的怀抱中。

虽然,我们都兴高采烈地见证了“重逢”的喜悦成功,“华中”的真情感动,“书城”的千头簇拥,乃至于“海蝶”的六小时票空……;可对肩负着“承前启后”使命的新谣来说,这些是承前,还是启后?或者更多是承“钱”启“厚”的商业活动呢?我还是不得不重复2014年1月3日发表于新明日报副刊《日月明》版的拙文《承前之后,为之奈何——在我眼中的新谣》里的论调:这些貌似“启后”的种种行为,无一不是在巨大的商业力量的推动下大步前进的。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要“启”的“后”吗?“承前”时我们继承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对创作的热诚与执着;可是“启后”呢?

■“新加坡派”的门人弟子于今何在

要不,我们先回到新谣发展过程中曾经短暂闪现过的“商业化论争”的案发现场吧。当年,所有媒体都不约而同地把焦点集中在歌手的装扮、演唱的形式、舞台的风格等外在的改变上,而鲜少关注歌词内容的“情歌化”现象,其实这是认知上的偏颇。我一直都认为:就歌词内容在反映现实生活这一点来看,我们是应该感谢梁文福当年的坚持的。  当然,我们更要感谢当年新加坡整个市场对梁文福的支持。试想想,如果梁文福一开“门”就滞销了,谁也不理“好与不好之外”或之内了,梁文福还能用他“爱的名字”去“一步一步来”地创立他所坚持的“新加坡派”吗?

然而,庆幸归庆幸,问题还是要归结到“启后”。请问:在梁大侠的“新加坡派”里,能继承衣钵真传的门人弟子,于今何在?或许,这也是创作人向以情爱为主的流行歌曲市场的“屈服与妥协”吧?所以,在当年那些反对新谣商业化的媒体人眼中,从新谣登上流行歌曲龙虎榜的那一刻,历史就已经宣判:我们曾经那么用心唱着的新谣,其实早就已经过去了。

新遥情歌化现象是“自禁”也是“自尽”

须知,新加坡政府对文化产业的管理与监督是相对开明的,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属下虽设有音像制品与书刊审查机构,并且把电影和书刊杂志(包括漫画)都一一分级;可是却从来没有像台湾新闻局辖下的“歌曲出版品辅导工作小组”那样,动辄封杀送审的歌曲。这当中,罗大佑可算是越禁越红的代表。如果不是因为《之乎者也》的10首歌有多达七首遭禁,反而引起了更多人的好奇与注意,罗大佑的“明天会更好”吗?由此可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如果没有广大市场的支持,罗大佑也不可能身处“滚滚红尘”中还在“美丽岛”上持续扮演“绿色恐怖分子”了。

另外,在台湾的书刊出版物方面,李敖也是个异数,但他明摆着都是“自禁”。反观新谣,除了因为方言问题之外,我们似乎没有因为歌词内容批判社会失度而歌曲遭禁的案例。由此可见,新谣歌词内容的情歌化现象,其实也是一种“自禁”,或者甚至是“自尽”?所以我才会说,当创作人都一个接一个地向以情爱为主的流行歌曲市场“屈服与妥协”的时候,我们曾经那么用心唱着的新谣,其实早就已经过去了。

■本地创作歌曲最少有九大版块

我在《新明日报》的同一篇文章中曾明确指出,本地创作歌曲应该最少有九大版块:

1.上官流云和旅者乐队所引领的流行歌曲;

2.南洋大学诗社成员潘正镭、张泛、陈安德、彭志凤、许禄艺以及学长周维介、杜南发所倡导的诗乐;

3.在南洋商报的一场座谈会后定名的新谣;

4.以蓝兆庞、李伟菘和李偲菘兄弟为代表的电视剧主题曲和插曲;

5. 由两位文化奖得主伊斯干达和李迪文挂帅的国庆日爱国歌曲;

6.包含了梁荣平、丁祝三、李煜传、Bernard Tan、潘耀田、郭永秀等多位大家的严肃(文艺)歌曲;

7. Corrine May在美国排行榜缔造了奇迹的英文流行歌曲;

8. Jeremy Montero坚持不懈的爵士音乐;

9. 杨培贤、李伍华等默默耕耘的华乐创作。当然,如果把现代音乐、合唱音乐(含教会音乐)和其他语言(如马来语、淡米尔语)的音乐创作也涵盖进来,那就远远不止九个版块了。有趣的是:这几个板块之中,最为耀眼的明星——新谣,却最早“消殒”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我们还不觉悟

纪实电影《我们唱着的歌》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磨难之后,终于能够和观众们在院线见面了。诚如影片的基调所显示,正是因为当年那一群华校生的苦苦坚持,才给文化沙漠的岛国留下了一片珍贵的回忆绿洲。从诗乐到新谣,尽管影片中某些受访的新谣要员并不承认其中的传承关系;但在不同初级学院任教的诗乐作者,的确播下了新谣创作最早的种子,铁定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诗乐作者们已经默默地完成了他们“启后”的工作,可新谣的创作人呢?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赞扬长堤彼岸的新山,多年来为了推动传统节日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的各项活动,曾经喊起了“牵着孩子的小手过节”的响亮口号,并且多次邀请柔佛州华社的元老点燃600至800名儿童手上的灯笼,寓意薪火相传、绵延不息。新加坡诗人杜南发和作曲人张泛的歌曲《传灯》,就是在烛光晃动的感人场面中,从马来西亚备受压迫的华族文化的幽暗环境里传扬开去的。20多年前新山宽柔中学端午节“诗的四重奏”系列活动中一个毫不起眼的诗歌朗诵节目,最后竟然发展成马来西亚文化符号之一的“动地吟”!还有还有,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6年来对“花踪”的不懈努力与执着坚持,也让人由衷的佩服与深情的感动。为什充满文化危机感的马来西亚华人能轰轰烈烈地做到的“承前启后”,而舒适安逸惯了的新加坡人偏偏却能平平静静地“承前断后”了呢?

真的,如果我们还不觉悟,再不当机立断地承担“启后”的重任,新谣啊新谣,将永远只能是我们曾经用心唱过的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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