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情

郑永年:西方取得成就非因民主制较优越 经济要转型中国须创造文化中产阶层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昨天在2019浙商新加坡大会上发言时说,西方社会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有文化中产,而不是因为西方式民主制度,中国下一步应该创造自己的文化中产阶层。(特约陈福洲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昨天在2019浙商新加坡大会上发言时说,西方社会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有文化中产,而不是因为西方式民主制度,中国下一步应该创造自己的文化中产阶层。(特约陈福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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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说,近代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抱有强烈使命感,希望中国和美国“相向而行”——走上民主化道路,但实际上中国在宏观制度层面并没有大问题,中国面临的是“人的问题”,因此要创造中国的文化中产阶层。

一般舆论认为,西方国家能达致高度发达是因其政治制度更优越,但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学者郑永年指出,西方的成就是因为形成了文化中产,而不是因为西方式民主,中国经济若要转型为质量型经济,下一步须要创造文化中产阶层。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昨天上午出席2019浙商新加坡大会,发表题为《西方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演讲时提出以上观点。

郑永年说,近代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抱有强烈的使命感,希望中国和美国“相向而行”——走上民主化道路,但实际上中国在宏观制度层面并没有大问题,中国面临的是“人的问题”,因此要创造中国的文化中产阶层。

一人一票民主是“计划政治”

他指出,西方的一人一票民主产生不了能解决问题的有效政府,并批评一人一票的民主其实是“计划政治”。中国曾经实行的“计划经济”假定每个人的需求是一样的,“计划政治”则假定每个人的智商、收集信息情报的能力都一样,也都能理性对待所收集的信息,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郑永年说:“如果‘计划经济’会失败,那一人一票的民主照样会失败。”

而西方之所以在经历各种危机后,依然能够留住优质的资本和技术,郑永年认为,就是因为有文化中产阶层作为经济富裕的载体。

他强调,中国在宏观制度层面没有大的问题,但在个人层面,中国须要创造文化中产阶层。从物质意义上说,虽然中国很多群体已经达到中产,但文化上仍是“无产”,甚至是“流氓无产”。在这种心态下,中国很难从数量型经济转向质量型经济。

他也以最近甘肃出现图书馆“焚书”一事为例指出,“‘焚书’肯定不是领导层的意志,都是人的素质不高造成。”

中国还没找到保护财富使财富增值机制

郑永年说,中国找到创造财富的机制,但还没有找到保护财富、使财富增值的机制。中国社会现在人心惶惶,就是因为“流氓无产”太多,有钱人不照顾穷人,穷人见不惯有钱人,人人不安。

“富裕的社会需要富裕的人格,没有富裕的人格,这个社会富裕不起来,即使富裕起来也无法保持”,郑永年说,如果经济要发展,就应从企业家做起,这在西方社会也是如此。

谈到西方和中国之间的矛盾,郑永年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社会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都产生很多问题,美国的中产阶级比率已经下降到50%以下,现任总统特朗普对许多问题判断正确,但他采用的方式却是大家都不能接受的。特朗普发起贸易战是将美国的内部矛盾外部化,但这些矛盾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很难通过贸易战或与其他国家的战争来解决。

至于中国近年经济增长放缓与中国的不确定性问题,郑永年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每年追求增速,但数字并非那么重要。如果按照传统算法,中国的GDP是被高估的,但中国大量GDP并没有被算进去,“GDP很简单,你洗你自己的衣服,我洗我自己的衣服,没有GDP;我帮你洗衣服,你帮我洗衣服,就有GDP”,中国有许多经济活动都没有估算进去GDP。

他认为,许多人对中国发展感到担忧,他却认为中国是“最有确定性”的国家,虽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太多地方”须要改进,但只要共产党作为一个主体存在,中国经济发展今后五到10年都没问题,而且有5%的GDP增长也足够了。

郑永年说,对比美国、新加坡等国家,中国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1.36万新元),意味着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巨大的内需市场。他认为,当前中国有65%的经济增长来自内需,贸易所占比重越来越小;美国的强大不是因为民主,而是它的市场,未来中国的强大也在于市场,而从物质中产转向文化中产应该从这一代人就开始做起,中国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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